如果一遇到媒体批评，一遇到网友发帖揭短，就暴跳如雷，横加打击，甚至认为批评监督者别有用心，更有人动用各种力量去“追捕”发帖人和记者，连起码的法治意识都没有，连起码的“民意顾忌”都没有，那法治政府还从何建起？

　　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妇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由警察架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

　　此事性质恶劣，骇人听闻，媒体从维护法治的目的出发进行舆论监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然而，面对批评报道，陕西富平县旋即发布报告表示，该县3月5日在县政府广场组织的针对两名上访者的“公开处理大会”“并不违法”，“是正确的”，“其目的是教育本人和教育群众”。不但拒不认错，而且倒打一耙。

　　在其政府方面出具的报告中，不乏“莫须有的捏造”这样对媒体的强硬指责。

　　本报昨日报道的盱眙上访农民遭强收“信访保证金”一事也是如此。面对记者的再访，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却不以为意：“300块钱算什么保证呢？算什么呢？值得你们一个整版报道吗？”似乎民众的权利因保证金的数额小而不足挂齿，媒体是小题大作。

　　这种地方政府一碰到媒体舆论监督，即采取不承认、不接受、不反思甚至嗤之以鼻、反咬一口策略的现象并不少见。

　　并不久远的例子是“著名”的宜黄事件，不但当地政府一直坚称“拆迁程序没有违法”，而且还有官员指责报道记者“别有用心”。

　　同样，重庆江津风水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也在第一时间否认“因挡住政府风水叫停百米高楼”，指责刊登媒体稿件“严重失实”。

　　人要脸树要皮，地方政府爱惜名声很好理解，只是，狡辩和认账是两回事，强硬很多时候并不坦然。

　　果然，上述两起事件在上级部门和社会舆论的深入追究下，真相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出来，地方政府违法违规的劣迹彰显无遗。

　　面对有理有据的舆论监督，百般强辩起到的是反作用，这大概是一些地方政府万万没有想到的。不顾真相而掩盖，违背民意而强辩，最后头撞南墙，不仅损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导致自己被问责，而且也使舆论监督的成本无端加大，这也是这些地方政府应获的教训。

　　人民政府本有乐于接受批评与勇于自我批评之传承，有关的传统在一些地方政府身上出现的断裂，令人扼腕。

　　国务院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各级政府要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高度重视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曝光。对群众举报投诉、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有关行政机关要认真调查核实，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布。”

　　这一要求并不难落实，然而，自我对照下，一些肆意妄为在先、巧言令色或横眉怒对在后的地方政府真是愧对中央明确要求。

　　众所周知，法治政府应是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这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气度。出了问题反求诸己，扒下裤子自打屁股，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但是必须做到，因为法治政府首先要勇于接受舆论监督。

　　如果一遇到媒体批评，一遇到网友发帖揭短，就暴跳如雷，横加打击，甚至认为批评监督者别有用心，更有人动用各种力量去“追捕”发帖人和记者，连起码的法治意识都没有，连起码的“民意顾忌”都没有，那法治政府还从何建起？

　　昨日，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皓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时指出，“不管我们的官员是否愿意，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媒体、网络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只会越来越大，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有人说在网络中，官员成了弱势群体，这反映了网络监督的力量，只有在网络和媒体的监督之下，我们的官员才能真正从“主人”回归到“公仆”的本来地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反映，眼前可能会让相关政府、官员难堪，但从长远来说，它能揭示问题、有助于解决问题，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地方政府官员中，能够有如此认识的清醒之士究竟有多少？恐怕不容乐观。

　　当媒体报道了“盐城城管局长打人事件”以后，报纸在当地遭到恶意收购。这么一点小难堪竟然让某些掌权者大动干戈，可想，真正在舆论监督中处于“弱势群体”的，不可能是那些被批评的官员，只能是舆论自身。所以，用国务院规定这样高的规格来为舆论监督“撑腰”，实在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

　　今天的政府官员，确实需要好好补一补“政府新闻学”了。著名学者于建嵘曾经在接受快报采访时说过，其实有不少官员已经意识到自身在类似“政府新闻学”方面的短板，是以明知道性格刚烈的他“喜欢”当面骂官员，还是有很多地方争相邀请他来讲课。

　　这种新气象值得深思，也值得引导。那些视“政府新闻学”为宝鉴的地方官员为何一边学一边犯忌呢？盖因他们没有把学习的动机建立在法治政府的期待中，而是在揣摩一套形而上学的“政府公关术”，企图以技术手段对付舆论监督。这种表面上的“法治”又怎么能带给他们良好的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