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郭少峰)北京大学有关人士昨日透露,北大正在讨论在部分省份试点“高考分数加面试”的自主选拔录取方式的可行性方案。
“部分省份试点高考成绩加面试自主选拔录取方式”在形式上与11名北大教授联名信中提出的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有相通之处。这种方式是高考成绩公布后,划定面试分数线,由北大本校专家团队对面试分数线以上提出申请的考生进行面试。
联名信介绍说,“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就是在以中学学习情况和高考成绩为主要参考依据的基础上,通过增加考生提交申请和多学科专家团队面试的环节,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动机、平时表现、创新能力等的考察,以此综合决定对学生的录取与否,从而维系招生工作中高校的自主性,扩大高校教师在招生选拔过程中的作用。
北大校长周其凤在回复中除了肯定“来信非常认真,对现行招生方式进行了客观评价”,还对联名信中“改革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做了很好的阐述”。他本人完全同意这个建议,只不过“考虑到招生改革事关重大,怕考虑不周,因此向北大同仁和校友征集意见”。
北大招办昨天也回应说,招办已注意到这封联名信和相关报道,信中所反映的问题的确是当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的重大问题。教授们的观点、思想和智慧对于推动北大招生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深受启发”。
北大招办同时强调说,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事关重大,将认真研究教授们的意见和建议,广泛听取方案,周密论证。
■ 反应
中学校长:动机好,操作难
昨日,对于北大11位教授提出的改革倡议,北京市内的一位要求匿名的示范性中学校长表示:动机虽好,操作有难度。
他解释说,如果降低笔试要求,每降低一分,上线人数就会成百上千地增加,这将给面试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位校长表示,目前对改革建议无法评价,只能等待北大下一步出具体操作方案。
顺义二中的常务副校长高路则表示,如果还是要靠高考分数来决定,这种自主招生的力度还不是很大。他评价说,既然要求高考分数达到一定的分数线,那仍是要求各科都比较平衡,“这不见得就是人才,也许高考分数不是那么高,但一些方面特别突出,只要符合北大的选择标准,那也是人才。”
高路以个人身份评价说,北大如果真的实行自主招生考试,就应该自己出题,自己确定录取标准,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学生。“这样中学生才敢于发挥自己的特长,培养自己的兴趣,学校才敢于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十一名教授名单
高 松
(北大化学学院教授、院士)
陈十一
(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
饶 毅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文东茅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叶沿林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跃红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潘剑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康 健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流程图
中学学习情况+高考成绩
划定面试分数线
学生提交申请材料
北大组织多学科专家团队前往各省市组织面试(包括学生求学意愿动机、平时表现、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
综合决定录取与否
备注:根据联名信建议制作,仅供参考
“应给北大尝试的机会”
■ 对话
文东茅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教育制度与政策、高校管理。
对话动机:11月5日,他跟其他10名北大教授联名致信北大校长和北大招生委员会,提出要改变北大现有的招生政策,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北大有关人士也透露说,北大正在讨论在部分省份试行这种录取的可行性。
动机
“高分学生中分数无意义”
新京报: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联名信?
文东茅:这种想法不是现在才有的,每一个参加招生的人,包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有这种感受———有些好的学生靠考试招不进来,一些只会考试的学生想推出去又推不出去。
其实最高分数段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没有实际意义,现在的学生往往用大量精力去追求那几分,优秀的学生也是如此,这是极其有害的。
尤其是今年北大清华关于状元统计的事情,这对两个学校而言都是很丢脸的事情,再多状元也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情。其实状元有很大的偶然性,高考前100名的学生一般学习能力没有什么差别。
新京报:你们11人的学科背景都不一样,怎么达成共识的?
文东茅:我们11人中不少是院长,平时我们碰面的机会很多,在不同的场合都会涉及到招生的问题。酝酿联名信有很长时间,议论也有半年时间了,然后起草、传阅。
焦虑
“孩子被过分训练化了”
新京报:信中说“怀着对北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焦虑和期盼”,有哪些焦虑?
文东茅:有两点。第一,感觉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也很勤奋,但他们被过分训练化了,能很快地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这就是高考训练出来的。其实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往往是没有标准答案,或者有很多答案的,或者始终没有正确答案的,他们缺乏求异思维和独立判断。
有老师说,学生只对高考关心,他们对其他的不关心。如果学生缺乏基本的忧虑和关怀,就没有持续追求的动力,就没有大的志向。
新京报:第二个呢?
文东茅:再一个是深层次的忧虑。人首先要有健全的心智,不仅能创造生活,同时还可以享受生活。现在的学生为了应付高考,身体和精神压力增大,身体素质下降。在美国,中学发展目标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学会享受闲暇生活。而我们的高中生没有闲暇,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享受闲暇。
新京报:联名信给北大校长是期望北大能有所突破?
文东茅:其实不仅希望北大能这么做,至少是优秀的高校都参与这么做。
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都是在考试基础上加面试环节,香港的高校在内地面试之后甚至都可以不要状元。
困惑
“高校不能拒绝一个人”
新京报:联名信中说,你们是不同程度地参与过招生工作的老师,招生中有何感触?
文东茅:其实招生不是高校在选学生,而是在争分数线的高低,是为了争状元。花了很大的力气却没有太大价值,发挥不了老师的作用。
新京报:这就是你们在联名信里所讲的那种“拉生”、“求生”活动?
文东茅:不仅仅我们学校,全都这样,这是不正常的。招生本来应该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学校,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选学生,现在只有一个标准,高考分数。高校没有选择余地,高校不能拒绝一个人,分数决定一切。
新京报:就是说,只看高考分数不仅害了学校,也把学生给害了?
文东茅:确实如此,比如说有些学生为了上北大,如果觉得分数有点悬,就报一个所谓的冷门专业,或者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根据我们的调查,到了大学之后30%以上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
新京报:那遇到过不想要但又不能不要的情况吗?
文东茅:肯定有的。有一年我去招生,有一个所谓“裸考”状元,我们见了面之后,半天说不出话来,但为了学校的声誉也得招,过了两年之后这个学生退学了。
高考
“要以高考成绩为基础”
新京报:你们主张的方式,跟自主招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一样,依然没有否定现行高考制度?
文东茅:我们主张在高考基础上的增量改革,不是否定高考。我们提出,一定要有相当高的分数才能进入面试环节。高考还是能考察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包括学生的记忆力,毅力,细心等。
但有很多能力是通过高考考不出来的。比如考古、国际关系、军事、古文。
新京报:除了知识和兴趣爱好无法测量,还有哪些是高考无法涉及但可以在面试中弥补的?
文东茅:如对社区的了解,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考试书,就是要通过这种面试来引导他们关心社会,关心弱势群体。
面试
“不简单看重唱歌跳舞”
新京报:联名信中说,“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下,面对略低几分的优秀农村考生也爱莫能助。如果按你们的设想,能保证农村生源的公平吗?
文东茅:其实按照纯高考分数来录取,已越来越不利于农村孩子,我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农村生源比重越来越小。
面试对农村孩子并不是一定不利。很多教授对能力的考察并不简单看重唱歌跳舞。我曾参加过一次自主招生,有一个农村孩子,个子不高,普通话也不好,长得黑黑的。当时的问题是遇到井喷事件之后,该怎样制止造成的危害。这个孩子反问了我们一句,“周围有没有人?”
事后我们一致给这个孩子很高的分数。因为有人之后的办法是不一样的,科学家必须以人的价值为最高价值,而不是首先想到节省成本。这种思维方式是我们很看重的。
新京报:但你们的设想仍要以高考分数为基础?
文东茅:考试方式本身不是为了解决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问题,我们的建议对农村孩子可能会有利。入围条件降低,增加了入围面试的孩子,农村孩子进入的可能性会增加。
腐败
“北大自主招生几无腐败”
新京报:除了公平问题,这个过程中环节更多,主观的因素更多,招生腐败问题如何预防?
文东茅:社会公众对社会的信任程度比我想象的更低,对积极的东西缺乏信心,我个人觉得至少也应该给北大做出尝试的机会。不能因为可能出现的包括腐败等问题而不去改革,不去尝试。
从实践情况看,北大开展自主招生这么多年,严重的腐败问题几乎没有。
另外也有很多机制来规避,如不提前公布名单和去向,实行省籍规避制度,湖南人不到湖南省面试等,这就避免很多腐败的机会。不可能因为可能出现腐败问题就不做了,这样社会就不会进步了。
就整体上而言,目前我校实行的始终还是一种“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并且被动地接受数量有限的高分考生的挑选。
以简单的一两分差别作为判断录取与否的硬性尺度,而不问学生的素质如何?专业理想如何?对于本校热爱与否?这样的录取必然给以后的培养带来太多困难。
———联名信
其实状元有很大的偶然性,高考前100名的学生一般学习能力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的高中生没有闲暇,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享受闲暇。
面试并不是对农村孩子一定不利。很多教授对能力的考察并不简单看重唱歌跳舞。
———文东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