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汉

　　从武汉到北京，空间距离1200公里；时间距离，坐动车8小时35分，坐飞机只要2小时左右，京汉高铁计划明年年底前建成，行车时间4小时左右。但是，在有些事情上面，在某个特定的领域，武汉到北京的距离似乎要比空间距离要远得多，这个距离也不是现代交通工具可以克服的。

　　昨天的《人民日报》报道：华中师大探索学术与行政分离，在该校新一届学术委员会23名成员中，除了1名分管学术工作的副校长，书记、校长等校领导全部退出，语言学家、普通教授（就是不带“长”的“纯教授”吧？）邢福义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目前国内高校的普遍做法是，高校学术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任，且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为校领导，这是国内高校目前的普遍做法。华中师大上一届学术委员会20多个成员之中，就有5个校领导，其余还有不少是院系领导。

　　高等教育，是一国学术之本；大学精神，是国民价值观的标杆。知名历史学者、华中师大校长马敏说：“作为校长，我主动辞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提议由纯粹的资深学者担任，意在让行政权力与学术适度分离，使学术活动在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中进行，这符合学术的本性。”新任华中师大学术委员会主任邢福义教授说，学术有自身发展规律，与“行政操作”经常产生矛盾，这种现象在很多高校普遍存在。“领导太多，难免会把行政思维带进来”——华中师大的这项改革，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还学术以尊严，把学术从权力的附庸、仆从地位中解放出来。新一届学术委员会本学期开始运转后，已经为该校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早在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相当于教育部长）时，他亲自起草的《大学令》，核心思想就是取法于德国的“教授治校”，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将这一思想付诸实践，创设了一套完整的大学管理制度，一扫充斥旧北大的官僚衙门积习。没有蔡元培的改革，北京大学不可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会在北大得到迅速、公开的传播，学术自由也无从谈起。《人民日报》的报道说华中师大学术委员会的改革是“探索”，其实也是一种“回归”，向蔡元培回归，向北大传统回归。

　　二、北京

　　最近，围绕学术经费分配，北京的几位人士起了异议。

　　同是海归教授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最近发表文章，以他们的亲历，陈说科研经费分配中的负面现象，称巨额科研经费常掌握在少数官员手中，“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他们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没有对中国的科学和研究起到应有的强大的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

　　昨天的《新京报》报道，科技部发言人回应说，对施一公、饶毅的文章，“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既然“与事实不符”，那你就要针对事实来反驳。但是该发言人的依据是，“我国基础科研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和验收等各个环节，按照国际通常办法，都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参与项目全过程的评审和监督管理。”施、饶说的是事实，有特定的人和事例，发言人说“我们有制度”——答非所问，避实就虚。当然，拿制度说事也可以，但你得告诉公众你的制度实行得很好，“潜规则”很少很偶然。我们有一整套反贪腐的制度和机构，难道有关贪官的报道也是“与事实不符”？

　　科技部发言人说，施一公、饶毅，都被聘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饶毅教授还担任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他们都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自己的科研经费有保障，还不怕“得罪”掌握着科研经费分配大权的有关部门，指出问题，敢说真话，不正说明施、饶二位不挟私，不畏权，出于公心，为国分忧？这正是当下所稀缺的、纯正的知识分子的胸襟与风范。发言人总不会是暗指施、饶“恩将仇报”吧？

　　9月份，《北京青年报》披露了不为公众所知的“高校驻京办”问题，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施、饶的说法。“高校驻京办”的任务之一，就是“跑部钱进”，这“钱”，就是科研、教育经费，这“部”，就是手中掌握着教育拨款的各个部门，其中包括科技部。

　　科技部发言人介绍说，科技部作为国家科学技术的行政管理部门，与各科研机构、学术机构、院校、企业、各学术领域科学家、科研人员等联系和反映问题的渠道是畅通的——这是什么的意思呢？是说施、饶不该把事情捅到媒体上去？或者是不向科技部反映问题，就不能算问题？如果只是“渠道畅通”，而不解决问题，“渠道”又有什么用？

　　华中师大的改革，只是一个单位的改革；如果大环境不改，包括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的科研经费管理、分配模式或其他管理模式不改，两者必然要发生碰撞，互相抵触，比如华中师大不搞“跑部钱进”，它能不能得到应有的科研经费呢？最后是华中师大退回去呢？还是大环境跟着华中师大改呢？两种可能都有，就看改革的力量与守旧的力量如何消长，看改革者有多少韧劲，能坚持多久。当然最理想的是像一些宏观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也能改弦更张，改革就会平顺一些，内耗就会少一些，“武汉”和“北京”无缝对接，如是，则是教育之幸，国家之幸，国民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