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 友

　　他是一个开朗率真的阳光大男孩，在大学毕业短短两年时间里，他屡屡成为猛料重磅新闻事件的“始作俑者”：2007年他曾三次伫立在合肥最繁华的淮河路步行街头，为一个素不相识的白血病女童发起大型募捐，誓言筹集不到20万元就出家，开了“慈善行为艺术”的先河，他也因此被海外媒体评为中国最具爱心的行为艺术家。2008年3月，他与余华、韩寒等作家一起参与“二月河免税说”论战，掀起一场文坛口水战；2008年底，打工岁月里他在博客上自曝月薪10元，一度成为网络红人，被称为“中国最苦劳动力”；他也曾做过报纸主编、电视台编导，虽然现在从容淡定做起职业作家、图书策划人，成为一名皖军先锋实力派“80后”知名作家、诗人、行为艺术家，但在他一系列炫目耀眼的人生光环背后，却竭尽全力如履薄冰维持着一项鲜为人知的崇高事业——砸进10多万元稿费力挺的合肥市庐阳区黄桥民工子弟学校。虽举步维艰，但这位“80后劳模第一校长”依然乐此不疲地坚持着他的阳光事业。助学办学是政府、实业家的事，而一个年轻的新锐作家几乎赔光稿费在办学，在这个充满神奇童话般的故事背后，在他那27岁非凡生命历程里，究竟充满怎样的跌宕传奇？

　　先锋作家华丽转身

　　他叫许多余，1983年生于安徽六安金寨县古碑镇一个农民家庭，家有两个妹妹。在许多余的童年记忆里，爸爸一直是个药罐子，气胸肺病一直折磨着爸爸不能下地干农活。许多余6岁那年爸爸发病了，阵阵剧咳后还吐了血。他家里很穷，妈妈步行几百里路到处找亲戚借钱，村里人都说他爸爸不行了，没人敢借钱，最后还是亲戚们三十、五十的凑足药费总算挺过了那一关。上中学时，许多余迷恋上了文学致使成绩下滑，个性也一度很叛逆，不听爸爸的话因此和他产生了隔阂，对此，他妈妈却十分理解，并没有过多批评他，反而相信自己儿子的选择。

　　2004年秋天，许多余如愿被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在校学习期间，文思泉涌才华横溢的许多余对文学表现出极强天赋并斩获颇丰：2005年获得首届全国青少年文学艺术作品邀请赛一等奖，当年年底出版“80后”第一本诗集《柔风的诗》（舒婷作序），并在多所高校巡回演讲；2006年获得“十大校园诗人奖”；2007年4月长篇小说《远方》入围中国作家协会“首届中国网络文学节”原创小说前十强，得到莫言、白烨等诸多名家的好评。

　　2007年8月，快毕业的许多余随亲戚去一个朋友家玩，闲谈时得知那个朋友办了一所民工子弟小学，但资金很困难面临关闭，而一旦关闭一百多个孩子将无法上学。看到那个朋友迷茫无助的眼神，当天，他就要求和朋友一起来到这所位于合肥阜阳北路探矿厂站牌附近的黄桥小学。进了校园，许多余惊呆了，这是怎样的学校啊，没有操场没有篮球架，一幢破旧的2000平方米二层小楼与民房无异，校园野蒿遍地满目苍凉，教室里板凳和课桌坑坑洼洼缺胳膊少腿……开学在即，学校里却是一片萧条冷清，心情沉重的许多余扼腕叹息间，几个蓬头垢面背着破书包的小朋友走上前来，围住了许多余，他们天真地问他是不是这个学校新来的老师，下个学期带不带他们课，许多余鼻子一酸语噎良久。几个小孩突然大哭起来，“放暑假前老师说学校可能不办了，我们该去哪儿上学啊……”许多余见状赶紧安慰起孩子们，并通过了解得知，这群孩子背后都有一个艰辛的家庭。哭得最伤心的是11岁的刘莎，她来自江苏，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就把她带到了合肥以卖菜为生。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懂事的刘莎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菜市场帮爷爷卖菜，算账收钱比大人还娴熟。下午4点多放学，她就先到附近的小区占摊位，等爷爷批来菜，然后再一块儿卖菜，直到晚上9点多才回家。

　　“这些都是鲜活的生命啊，他们同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如果被剥夺，他们的子孙后代将像他们一样走入恶性循环的悲惨命运！那些摆地摊、卖菜、捡垃圾的农民工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劳动合同，孩子无法在政府指定的民工学校就读，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但他们苦自己不苦孩子，还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孩子创造较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我能为这些城市边缘弱势群体做点什么呢？”想到自己童年家庭的不幸，想到农民工们在这个城市里挣扎，再回忆起自己曾为一个白血病孩子不懈募捐的慷慨岁月时，许多余心底油然升腾起一股责任使命感，“决不能让他们辍学！”许多余当即作出接管学校的决定，朋友震惊之余劝他三思，办民工子女学校是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并且按照规定还得申办许可证，班级分开教学。而且这个群体又这么特殊，目前合肥所有的民工子女学校都没发证只给备案，况且黄桥小学的资金、硬件条件都达不到申请标准。最关键的是家长们收入都很低，不可能像正常的私立学校那样收孩子们学费，同时又没有政府的教育经费支持，要把学校维持下去，每年都得亏上好几万。

　　但许多余认准的路绝不回头。办学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老家。许多余的妈妈很支持，但他爸爸却强烈反对，明知亏本的买卖偏为之，这不是傻瓜吗？在一家集团公司做会计的女朋友也骂他傻，咱正准备买房子啊。面对家人的不解，许多余并没有妥协，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最终他的一颗善心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他妈妈当即借给他一万元，再加上他自己出书的几万元版税积蓄，总算有了启动资金。为了找个懂经营管理的办学合伙人，他发展妹夫和一个亲戚做股东，共同筹集了近20万元，又从母校请来11个有爱心和奉献精神的学弟学妹，将陆续前来报名的150多个孩子设置为六个年级班和两个幼儿班。

　　2007年9月1日，在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在高亢嘹亮的国歌声中，学校如期开学了！因为中学时许多余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过奖，五、六年级的数学、语文自然由他亲自执鞭任教。许多余知道，民工家庭的孩子在城里上学一般都很吃力，进度常常跟不上，很容易造成自卑心理。因此学校最大的特色应给他们创造一个和谐平等轻松的环境，有针对性地教学。因此，许多余每天和同事们念叨最多的一句话是：“农村孩子很聪明，一点都不比城里孩子差，他们缺的只是教育。”找准了教育定位，许多余课堂上乐观风趣，注重与孩子心灵的沟通与互动，讲课时喜欢打比方、做手势，有时还手舞足蹈，笑话连连，师生平等交流对话成为他教学一大特色，就这样他很快就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那些日子里，许多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听见孩子们一见他就毕恭毕敬地喊他校长，那让他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

　　脑残学生大爱开花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办了学才知道钱的金贵。为节省开支，晴天时教室里不开灯。在墙上挂上一块木板，刷上黑漆，就算是黑板了，没有黑板擦，每个班级都是用抹布来擦黑板。学校没有阅览室，也没有体育器材，体育课时老师就带学生做操，操场上有个自制的乒乓球台，两个桌子上放块木板，中间码上砖头就可以打球了。学生用的桌椅很原始，长长的凳子，两人一起坐，长长的桌子也是两人一起用，学校的墙上，贴有很多“传道授业”、“教书育人”的标语，都是手工制作的，那是学校常务校长朱传健的手笔，他是学美术专业毕业的，不仅写标语，学校宣传栏、黑板报等都是出自他手。虽然学校学生少，但功能全，教学、旅游、文艺汇演、联谊会、运动会、家长会等按时开展，一项都不少。

　　开学快两个月，出了一件事，牵动着许多余的心。一天，一个50多岁的汉子领着个从小因轻度脑瘫而智障的18岁男孩来到许多余办公室请求入学，这个叫秦伟伟的大男孩一个劲儿念叨别的学校不要他，自己一定要学会写字学会看书！许多余被父子俩朴实的情感打动了，决定让男孩免费入学，但男孩年龄太大，放低年级不合适，许多余就让他直接上了四年级。把他送到班上的那天，许多余对他的18名同学说：“新来的秦伟伟同学虽然以前成绩不好，但他现在要求上进也不迟，大家要多多关照他，因为上天已经对他很不公平了，你们再不爱他，他会感到孤单的。”为了和同学们相处融洽，秦伟伟每天很早就来学校主动打扫卫生。不久，许多余了解到秦伟伟父母离婚了，秦伟伟虽然智障但很努力，为帮助他赶上其他同学，许多余经常开小灶单独辅导他。2007年11月，学校组织孩子们去徽园秋游，秦伟伟不小心掉进徽园里的一个小水塘里，许多余不顾刺骨的寒风，立马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让秦伟伟穿，而秦伟伟似乎也感受到校长的关爱，紧紧地攥着校长的手不放开。此后，秦伟伟对许多余更加信任，常常向他倾诉自己的烦恼：我好想谈恋爱，可我很自卑……为了树立秦伟伟的自信心，许多余多次和他谈心，夸他有好多优点，能吃苦、有耐力、老实懂事，还在公开场合处处维护他的自尊，培养他的自信自强意识。心灵的和谐迎来默契。此后，每逢重大节日，秦伟伟都会给校长打电话祝他节日快乐。

　　2009年元月的一天，秦伟伟给校长打电话请他去学校4公里外的双岗一趟，许多余以为他遇到麻烦了，赶紧打车赶到双岗车站，一见到秦伟伟，他却笑嘻嘻地递给他一个卡通羊毛手套，“校长，这是我捡了两周垃圾换钱买的，看到您的手有冻疮，板书使不上劲我很着急，您以后出门千万别再忘戴手套了！”许多余没有想到，患有脑瘫的秦伟伟竟然这么细心，说出这么质朴的话语，他感受到这个孩子内心深处强大的善良，这个孩子懂得人间大爱，也知道反哺回报，许多余被深深打动了，他紧紧地拥抱住秦伟伟，热泪盈眶……

　　2009年4月初，许多余发现秦伟伟已经一周没来上学了，打他父亲的电话却已经停机了。5月底的一天，许多余在校门口意外发现了灰头灰脸全身邋遢的秦伟伟，“校长，我已经在学校等您两天两夜了，我就睡在您进校必经的桥墩下面，想见您只是为了跟您道别，因为我要和爸爸去上海了，爸爸要在那边做生意。”那几天许多余正好出差，不在合肥，这个善良的孩子如此有情有意，令许多余感慨良多，许多余把他带到学校，烧开水给他洗了个头，告诫他下次不能在这样了，会让父母担心的，还塞给了他点钱。临分别时，秦伟伟抹着眼泪说：“我很想在这儿上学，校长我真的舍不得离开您，舍不得离开同学，等我有钱了，我会给您买部轿车，省得天天您走那么远来学校。”这些真挚朴实的话语，令许多余喉咙发堵，挥手间，他也不知道，今生是否还能与这个虽不完美却足使他感动受用一生的学生再见面……

　　许多余把自己的热情都扑在了孩子们身上，而孩子们也深刻感受到这位年轻校长的缕缕真情。2009年3月，许多余得了重感冒，连续四天没到学校，在租住房里休息。五年级的16名学生知道后，决定凑钱买点礼物，去看望他们在家休养的敬爱的校长。其中一个学生周大龙跟他父亲起早，在严寒的天气下，砸碎坚冰，赤脚在自家承包的鱼塘里忙活了一个多钟头，捕到两条大草鱼。周大龙穿嘴时不小心手被铁丝划得鲜血直流，他也顾不上包扎，一路小跑拎去给校长补身子。其他同学除了从家中带了腊肉咸货外，还一共凑了21块钱，买了奶粉和杂志。当孩子们冻得鼻涕直流脸红得像萝卜一样，出现在许多余病榻前时，他艰难地翻身起床，激动地一把圈住孩子们语噎良久。许多余强忍泪水，表面上虽然批评孩子们乱花钱耽误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心里却十分心疼他们，忙吩咐女友找创可贴给周大龙包扎伤口，再熬锅姜汤给孩子们喝。

　　清贫学校喜忧交织

　　教育孩子首先得教会孩子做人的品质。2008年5月18日，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许多余组织学生为灾区捐款捐物，他告诉孩子们，“你们全是农民工子女，你们的父母都在工地上做工，生活很艰难，但无论如何，扶危济困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不能丢，咱们全校师生要竭尽所能，为灾区献一份爱心。”在他的动员下，学生们都纷纷捐出自己的爱心，有个学生捐了两次款，第二次捐的5元钱是他下个星期的零花钱。这些毛毛票票虽然金额很小，但是却出自一颗颗童真滚烫的爱心。除了现场捐款，孩子们还自发地用自己的作业本给温总理和灾区儿童写了一百多封信，歪歪斜斜的字迹，质朴地表达了对温总理的热爱，对灾区儿童的问候和鼓励。学校有个四川的孩子，她说她的奶奶在这场灾难中被倒塌的房屋砸死了，爸爸妈妈在合肥打工才幸免于难。许多余叫她不用捐款，但孩子坚决不同意，她的理由是，那些失去父母的孤儿，那些死去的小朋友，比她自己更可怜……

　　“我们学校虽然条件比较差，但学生的成绩不比城里孩子差。”令许多余欣慰的是，尽管孩子们基础很差，但每学期期末考试，孩子们的平均成绩一般在70～80分之间。戴佐祥是位很看重孩子教育的家长，从岳西山区来合肥打工，女儿戴文慧在老家上学不方便，而且学校师资力量不好，于是他把女儿接来送到黄桥小学就读。2009年秋季，女儿小学毕业，考试成绩全班第一，回老家升初中，考试成绩依旧全校第一名，初一的三个班主任抓阄抢着要她。老戴乐坏了，这让他在村里挣足了面子。女儿虽已毕业，但因为对黄桥小学有了感情，做木匠的老戴还经常来学校看看，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就伸把手。学校教书育人的良好品质深深打动了附近好几个庄的农民工，有的家长甚至托人把孩子转到黄桥小学，学校的生源急剧上升。

　　尽管学校一贫如洗，却坚持提升教育品质。可两年多后的今天，许多余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他觉得自己该停下来反思了。学校在没有任何赞助和教育拨款下，举步维艰地走到了今天，当初的10多万元办学经费早已经用光了，资金周转不开只能用信用卡透支，学校常常被催缴。他算了一笔账，学校有150余名学生，每学期每名学生400元学费，近二成的贫困家庭免费，一年所得仅仅6万多元，10多名教师每年工资支出近10万元，房租每年4万元，水电费每月600元，维修桌椅等杂费支出每年1万元元，总共每年大约需要16．5万元，学校每年亏损数万元，为了维持学校的支出，许多余只得停止教书去写作、策划、编书、做杂志，用所得收入再次投入到学校。

　　许多余给记者交了底，像他这样的职业作家收入在同行中还算是不错的，2009年写书编书加起来大概有10万元收入，目前拿到手的五六万元又有一半拿去交了房租。他原本是想全部免费办学的，但后来发现资金不足只好收取学费，但对于家庭确实困难的孩子则不收学费，两个子女同时就读的，只收取一人的学费。不久前一个股东退出，他妹夫已亏了7万多元也萌生退意，“我这个校长可不是好当的，不但自己没工资，还得为十几个教师发工资，一到期末就得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为老师们发工资。”许多余坦言，现在最苦恼的另一件事情是无法拥有足够的资金来提高老师们的待遇，“这个学校的老师大部分都是我的学弟学妹，他们来这里教书都不是冲着工资来的，10多个年轻人饱含热情，每个月拿着600元、800元不等的工资自身生存都受到威胁的前提下，依然认真地践行着自己的理想，从一定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志愿者。为了减少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在公办学校接受教育的差距，他们还到校外带家教，以此了解公办学校的教学范围与进度。”来自家庭的变故也给许多余带来了压力。2009年上半年他爸爸老毛病犯了，住院补肺做手术虽然很成功，但前前后后花去了8万多元。许多余很内疚，自己没能给家里解决丁点负担，爸爸住院费用全靠妈妈平时做点小生意，攒下来的积蓄也全都耗空了。

　　谈到学校的未来，许多余显得有些茫然，毕竟现在自己也不小了，妈妈也开始为他担心了，催促他买房子结婚。一直往里面砸钱也不是个办法，况且自己是真的没钱啊，所以到底能把这个学校维持多久真是个未知数，说不定马上就运作不下去了，可如果学校不办了，这两百个孩子怎么办？许多余说，他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当地教育行政机构能尽快想办法，给孩子们安置个好去处，或者有社会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把课桌换掉，买几台新电脑，让老师们的月工资都能够达到1000元以上。“但如果孩子们没有好归宿，我会依然尽力办下去。”一脸灿烂笑容的许多余依旧旷达坚定。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本文不得以任何形式摘编、上网、转载，违者必诉诸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