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凤羽

　　昨日有媒体报道，河南省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先后1575次受贿逾1200万元，创下了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

　　在贪官层出不穷的语境下，李荫奎之所以引起关注，并非金额大、受贿次数多，而是“又一个县委书记落马”；且出现贪官匿赃新动向——李荫奎“卖力”地上缴近64万元廉政账户资金的同时，却将巨额赃款分藏于亲属名下，本人和妻儿名下并无大 额财产，致使查案艰难。

　　自然，李荫奎创下了官员贪腐的又一个范本。而其背后，则是县委书记贪腐案频发的现实困境：

　　国家级贫困县甘肃省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疯狂敛财1900万元，于本月2日出庭受审；

　　河南省西平县前县委书记王廷军，因受贿罪被判囚14年，王廷军日前现身说法，居然说“送钱者所谓‘啥时候也不会说出去’的承诺是靠不住的”；

　　陕西省陇县原县委书记陈海泉卷入拆迁腐败案，收受开发商10万元被判囚10年。

　　而数据显示：继安徽18个县（区）委书记涉腐被查处后，河南又曝出有22名县委书记被查处，仅近期宣判的6案8被告人中，就有3名县委书记、1名县长、2名区委书记；全国去年共查处县处级官员3743人。

　　县委书记成了腐败高发区、重灾区，这引发各界忧虑，权力过于集中和缺少监督被认为是根本原因：

　　权力方面，县委书记居于县级政权的权力中心位置，人、财、物权集于一身，权力之大可用“除了国防和外交外什么都管”来概括，无论人事安排、财政资金使用还是工程建设、土地出让租赁、企业改制，县委书记都有广泛而全面的权力，甚至有人还干预司法。

　　此前，江西万载县县委书记“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的“名言”，就被舆论指斥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的狂傲骄横表现；而其“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的讲话，又被指有干预司法之嫌。

　　而监督方面，县委书记虽然受到党纪国法的监督，但监督缺位的问题仍很突出，“上级监督太远、平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敢”就是对其不受监督的最好写照。没有对等的权力与县委书记相抗衡，所谓监督只能是监管真空。

　　如此，县委书记一方面手握大权，一方面又缺乏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是最危险的权力，监管真空导致权力真空，腐败案频发就顺理成章。

　　“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安则天下安”。县级政权在我国机构设置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是联系上下的枢纽，作为县级执政团队中的“主心骨”，县委书记至关重要。其腐败成灾，已对干部队伍建设、干部储备和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值得警惕。

　　如何防住县委书记腐败，从官方到学界都在思索，也引起中央关注，习近平、李源潮等中央领导就曾反复强调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而中央关注并未停留在嘴上，更有实际行动。去年，中纪委、中组部就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江苏省睢宁县和河北省成安县三地，启动了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目前试点已进入总结“盘点”阶段，有望推广。

　　但这场能制约县委核心权力的“自我革命”，能否制约住县委书记“用权”、降低县委书记腐败几率，还需时间检验。毕竟，目前监督的现状是社会监督偏弱，即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偏弱，不利于监督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只有官员财产申报制迅速跟进，并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是预防县委书记腐败高发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