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教师）

　　9日，76岁的菜农张全会，被一个从执法车上下来的男子连连扇脸。事后，他到处找打人者，只因想对他说：“我赶着毛驴车走了8个小时，到郑州卖红薯，只为给家中瘫痪两年的大儿子挣点买药钱。”（详见昨日本报A11版、今日本报A08版、A09版）

　　当底层民众的生活自救被公权合法粉碎后，这就不再是一个社会伦理命题。类似76岁菜农张全会的经历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的遭遇，让人联想起世界不同角落小人物的命运。不久前，美国一名7岁小女孩在卖柠檬水的时候遭到政府“卫生检查员”驱赶，竟在全美引发轩然大波，小女孩的支持者还掀起了一场“柠檬水起义”，迫于舆论压力，最高地方官不仅亲自给女孩母亲打电话道歉，还“破例”让小女孩在保证卫生的前提下继续摆摊。而43岁的印度男人辛格，代表这群印度社会中的“小商贩”赢了新德里市政府，印度最高法院近日做出一项裁决，禁止政府“剥夺街头小贩诚实经营的权利”。

　　生存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还应当包括生存的尊严。小商小贩之所以不愿选择享受救助站的安逸，是因为他们对生活还有念想、还有向上的希望，制度之善、或者政策之悯恤当尊重公民的意旨，为其避免被救济和向上流动铺设合理的通道。决策伦理上说，这是一种情怀；成本收益上看，这也减免了政府兜底的账单。

　　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底层民众的尊严往往容易被“高大全”的公共利益所遮蔽。小人物的命运，成了大红大绿中的一抹，有时叫做“决策成本”，有时又叫做“改革阵痛”，意思大致就是一个：照顾不及，抱歉，对不起！

　　卖红薯的脸面，映照着小人物的尊严；而小人物的尊严，恰恰泄露出公民社会的底子。公权什么时候不会无视小人物的悲喜，公民社会的扑面春风才较为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