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11月10日，全国首家“酒后驾驶醒酒中心”在武汉市汉阳医院挂牌。据介绍，“醒酒费”由救护车运送费、治疗费、床位费三部分组成，初步估算，最低也得300元，高的可能近2000元。它还不包括抽血检测醉酒程度的检验费500元。（11月11日《长江日报》） 约束醒酒，可谓是治醉驾的实用之方，可“醉驾醒酒中心”的设立，却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醉驾或能减少，提升公众的安全感；忧的却是漫天要价背后，昭然若揭的执法商业化、逐利化的倾向。醉驾“猛于虎也”，它对公共安全的危害，从“孙伟铭案”“张明宝肇事案”就可以获知。个人道德的“脱缰”，总能衍化成“马路杀手”，而生命尊严的无价，也只能在人人自危的境遇里暗淡失色。

　　连坐处罚、醉驾入刑、曝光名单……对于醉驾，社会惩治手段也沿着“零容忍”的方向延伸。前有道德声讨，后有法律惩责，构筑起了公共安全的防护墙。然而，醉驾依旧难以消弭。约束醒酒，是增强刑责力度外的又一剂治理醉驾的良方。当道德诉求和法律责任都唤不回驾驶者的自律心时，及时性的醒酒措施，无疑来得更为具体、实用。而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中，也鼓励采用“及时醒酒法”——违法嫌疑人在醉酒状态中，可以对其采取保护性措施约束至酒醒，也可以通知其所属单位或家属将其领回看管。

　　醒酒虽好，可别背离了服务的初衷。说到底，让酩酊大醉者清醒过来，是为了保障公共安全，而不是借以创收。醉驾者被约束醒酒，得承担服务费，而费用之高，又叫人瞠目结舌。虽说醉驾不可容忍，理应严惩，可严惩不意味着“用重典、高收费”。若只惦记着从中牟利，恐怕难以达到惩前毖后之效。

　　不菲的醒酒收费，图利之嫌很明显。不过，它跟商场上的公平盈利又大有差异：你买商品时，还能有选择权、讨价还价权，但在醒酒这事上，却毫无商量的余地。因而，醒酒生意一开始就是双方的话语权不对等，带有“强卖性”。醒酒目的从维护公共安全异化为带强制性又商业化的逐利，是种权力变现。只有跳出挟“醉”要价的利欲迷圈，回归公益性，才能收获更多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