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国强 本报首席评论员

　　新华社记者在调查七旬老农张会全夫妇进城卖红薯被殴打一事过程中发现，郑州似乎存在着一个“城管临时工”群体。张老汉被殴打一事经媒体曝光后，有关负责人称，打人者是与城管部门一起管理违章占道的众邦物业公司的员工。郑州市二七区一位城管人员私下告诉记者，办事处与物业公司联合执法，是金水区在城市管理方面进行的一项探索，目前郑州市的其他各区也在借鉴学习，可以说全市各办事处城管科下面都有类似的“临时工”。

　　稍早些，10月16日，郑州市民、腿脚有残疾的李付俊被人强行塞上一辆小型厢货车，随后被扔到市郊的樱桃沟，其位于市内的一处铁皮房遭淮河路办事处执法中队强行拆除。郑州市淮河路办事处执法中队负责人表示，当晚执法的4名工作人员是办事处市政科的临时工。

　　三十年前，“临时工”是一个很常见的群体，所谓“正式工看，临时工干”，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里常见的现象。“临时工”再次出现，不是出现在企业，而是出现在政府管理部门。城管不够用，因为城管管的事儿太多，要管拆迁，管停车，管小摊小贩，管进城卖红薯的老农。这里有一些事情肯定是应该管的，还有一些事情是否应该管，是否应该用现在这种理念与方式来管，恐怕值得思量。

　　计划经济时代，是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支持、维系了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搞市场经济，是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人口红利”，但又没有及时反哺农村，造成了农村发展的滞后，经济腾飞以后，社会资源的配置仍然集中于城市，很多地方的农村仍处在贫困状态。对他们来说，人口密集的城市是他们唯一可以利用的资源：人越多的地方，总能多卖掉几个红薯，张老汉赶着驴车走上八九个钟头上郑州来，太符合经济学理论了。但是，张老汉的经济学不是城市的经济学。城市崇尚“现代”，崇尚洋气，越繁华的地方越容不下穷人，容不下几十年来为城市“输血”的农民，于是摊贩和城市管理就成了一对“天敌”，一个恶性循环也在这个对立关系中此形成：生活困难的农民越多，到城里卖红薯的张老汉就越多，城市管理的任务就越重，城管人员就越是不够用，就要招收更多的“城管临时工”来做帮手（打手）。

　　“城管临时工”是要领工资的，自然要增加财政支出，于是城市管理要消耗更多的资金，就更加顾不上改善农村和农民生活，于是有更多的张老汉要靠进城卖红薯。城管人员因为有维护城市形象的重任在肩，打人者见了张老汉才会气不打一处来：“又是你这个老头，咋又来了？”而张老汉要吃饭，要活命，要治病，明知要挨打，被驱赶，也要硬着头皮进城。这对“天敌”就这样顶上了。

　　城管人员不够，可以招临时工；临时工也不够呢？干脆把张会全老汉也招进来，一来张老汉有个稳定的饭碗，二来他不再上街卖红薯了，影响城市形象的因素就消失了。张老汉可以坐在办公桌前，看看报纸喝喝茶，也享受铁饭碗的待遇，“天敌”和解，从此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