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的新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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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就与新闻有缘
从禀赋来说，范敬宜当是古人所谓“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
幼时，他曾师从上海著名画家、吴门画派传人樊伯炎先生学画，已故著名画家王个簃先生当年看了他的习作后作出如此评价：“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
范敬宜自辩说，他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诗书画，“余事”而已。三个“不是”自是谦言，“老新闻工作者”的“历史”则能追溯到60多年前。
范敬宜对新闻工作有着天生的情结。他儿时多病，常被母亲锁在家里，从窗口看着别的小朋友背着书包上学堂。为打发寂寞难耐的时光，他学着当时的《申报》和《大公报》自办了一张家庭手抄小报，标题、内容、版式，看起来像模像样，起名《静园新闻》，因其居住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弄堂里。报纸的内容为邻里小事，读者也是左邻右舍，不过是“秘密发行”的。
与新闻结下不了情
范敬宜走上新闻道路，是在全国一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浪声中。当时他刚刚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没能留住他的心，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把诗情画意都轻放”，毅然投身于布满烽烟的白山黑水间，拿起笔作刀枪，成了《东北日报》(1954年大区撤销后改为《辽宁日报》)的一名新闻战士。从此，也与新闻结下不了情。
在辽报工作期间，他历经坎坷，一顶“右派”的帽子压了他20多年，酸甜苦辣常人难以想象，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度过了那段难熬的岁月。和中国大多数人一样，改革开放成为他事业新的起点。1984年，组织上大概是考虑到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将他调京担任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不久，又转回本行，当上《经济日报》的总编辑。1993年，当他已是63岁的时候，又成为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老总，至此可谓达到他新闻事业的巅峰。
不少了解范敬宜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新闻岂止是喜欢，简直爱到了“酷”的地步。
记得他到人民日报的第一天，在欢迎会上讲了自己对新闻工作痴心不改的真情实感。1975年10月，他随一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取经，路过北京时进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老同志，没想到那天是星期日，找不到人。那时天色已晚，只好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看了一夜的报纸。当他望着报社一个个灯火通明的窗口，不禁感触万分，心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啊。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到这里当一名记者，一定会拼命干好！
在清华续写新闻新篇
范敬宜做梦也想不到，10年后他竟会“入主”在人民日报原址办起来的经济日报，过了8年之后，又成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命运的戏剧性变化，使他更加珍爱今天，更加珍爱自己的职业。
正因为这份酷爱，他重新走上新闻岗位后，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新闻事业之中，成就了一番令人瞩目的事业。
1998年，他即将离开工作了5年的人民日报，要去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了，一首七律《告别人民日报诸同志》，流露出他对人民日报更是对新闻事业的惜别之情：
五载共舟情至深，骊歌一曲意难分。
风晨雨夕赖相持，剑气箫心喜共鸣。
虽有豪情胜旧日，愧无佳绩酬知音。
唯将一语寄朋辈，海阔天空任纵横。
离开人民日报，不少人以为范敬宜就此将淡出新闻界了。但没过多久，人们发现《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敬宜笔记”的随笔专栏，至今已持续将近三年，并已结集出版。文章大多为千字文，文笔清新自然，读来犹如与老友倾心交谈。且文章大多为对“刚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有感而发，颇具时效性。
岂能说范敬宜已淡出“新闻”？
《敬宜笔记》还未画上句号，他在人民日报社就开始的新闻教育事业在清华又有了续篇。看来，他此生只能是交给新闻事业了。
然而，当有人问起几十年来他从事新闻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时，他不是谈自己曾组织以及经历过的重大报道战役，而是动情地说了一句话：“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摘自《传播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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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批评艺术
范敬宜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谈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百姓很关心的话题，怎样做好舆论监督，又是新闻单位很重视的问题。2000年3月10日“两会”期间，记者就这个问题专门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在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谈到怎样做好舆论监督问题。
范敬宜说，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的一个方面，要想真正做好，并非易事。范敬宜说，以往的经验说明，有关舆论监督报道的争议，不是出在与事实不符上，而往往是出在记者或编辑对法律了解不够，研究不深，在报道上会出现个别地方被别人抓住辫子，从而钻空子的情况。
范敬宜提出，有时越是在舆论监督比较难做好的情况下，越应该讲究其方式方法。也就是说，批评报道有很多的艺术和方法。
范敬宜说，怎样做好舆论监督，这就要面对我们的国情与社会现实，来处理好可能会发生的矛盾。要提高我们舆论监督的艺术，不能脱离历史的客观环境。
离基层越近
离真理越近
——范敬宜谈新闻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2004年3月在清华大学与新闻本科班的同学进行了一次座谈。
范敬宜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但现在这种传统受到了冲击。我们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但现在的新闻炒作、夸大，有很多的痞子味、流氓气。
有些报道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以前有些报纸联合采访优秀法官谭彦。有的写：“一辆救护车呜呜叫着，从法院里开出来。路上的行人停下脚步，担心地说，恐怕是我们的谭法官又病了。”真是胡说八道。还有的说他“肺部烂得像蜘蛛网一样”，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人要那样还能活吗？还有的说他身体虚弱，“办公室在5楼，他每天上班就像爬万里长城一样。”那可见了鬼了，每天都要爬万里长城？如果真是那样，那他的领导也太不是人了，就不能给他调换到一楼来？
改革开放之初，报纸一窝蜂地报道农民富了，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好像全国农村都是万元户，新华社驻黑龙江的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说要正确认识农民的富裕程度，要认识到有些农民确实富了，但有些农民还很穷。后来，他的报道引起重视，被当作党中央的文件下发到各省。
作为记者，要抓住重大主题，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不能老盯着那0．2平方公里——我指的是王府井那一带，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很多年轻人家庭条件不错，进大学，进大报，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王府井。
当年刚做记者时，我虽然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但认为自己文字不错，自视甚高，写文章很花哨。看完芭蕾舞演出，用力写了一篇报道。同事看了说：“范敬宜形容词可真多！”“擦粉太厚，未必是美。”把我气得哟。后来再回头干新闻工作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基层呆了20多年。
1978年，我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人家谁也不要我。填工作证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连个助理编辑也不是。人事处长说：“就给你填个‘干部’吧。”我就拿这么个“干部”身份去采访。当我写出我最重要的报道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当我后来什么身份都有了，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个身份时，却再也写不出有分量的报道了。
（摘自《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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