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座省会城市十年来的物价样本。

　　2000年，好大米1元/斤，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

　　2010年，普通大米2块多/斤，100元只能买到40多斤大米。

　　2000年，当电焊工、月收入870元的田小明从来没觉得物价贵过，生活很轻松；

　　2010年，仍然当电焊工、月收入已涨到3000元的田小明却开始抱怨什么都贵了，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10年间，物价上涨了多少？也许我们无法用精确的数字计算出上涨的百分比，但我们用一组组真实的100元的通胀故事，则可以更为直观地感受到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变化——如今的100元，只能与10年前的50元等值。

　　2000年

　　

　　50元够两人下馆子

　　

　　2000年，来自湖北的陈影正在吉林工业大学（现称吉林大学）读书，读大三。

　　2000年的11月，老家的叔叔来长春出差，特意到学校里看他。“叔叔来的那天雪下得特别大，他本来想带我吃顿好的。但是雪大路不好走，所以就在学校附近吃了一顿。”陈影说，现在他还记得当时吃饭的饭馆地点在学校的南门，具体名称不记得了，只记得饭馆很干净，环境挺不错的。他们要了两碗面，四个炒菜，两荤两素。面条是3元一碗，挺大的一碗，里面还有好几块红烧肉。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平时吃面条，大概也就2块钱一碗，而且没有那么多肉。这些东西一共花了不到50元。跟叔叔吃完饭，他在饭馆附近花8块钱买了10斤苹果。当时他还觉得，10斤太多了，吃不了。

　　2010年

　　

　　两人下馆子花92元

　　

　　2010年11月初，陈影的大学同学来长春出差，陈影在长春汽开区他住的宿舍附近一家中等消费的饭店请同学吃饭。他和他的同学都爱吃面，所以他们也点了两碗面，四个炒菜。但是面条的价格已经变成8块钱一碗，里面没有几块肉。他还感叹，这家面条价格还算可以了，前两天他去了一家面馆吃面条，10块钱一碗。四个炒菜也是两个肉菜、两个素菜。但是结账的时候，陈影支付了92元。前两天陈影去他家楼下的小超市买东西，看见好一点的红富士苹果，平均都要5块钱左右，最贵要7块钱一斤。有一堆苹果写着正宗国光苹果，单价是4块钱一斤。他买了2斤，味道却跟当年完全不一样。

　　2000年

　　

　　1斤大米一元钱

　　

　　“现在钱越来越不值钱了，破开100块钱上趟超市出来就没了。”说这话的是54岁的长春市民张云霞，她对物价上涨的感触很深。张云霞说，2000年的时候9毛5到1块钱就能买一斤大米。“原来到饭店吃顿饭，三四个人几十块钱就能吃得挺好。那时菜品也不如现在这么多，2000年那会儿到饭店必点的菜一定有锅包肉，一盘五六块钱，100块钱至少能吃16盘，而当时的肉价也就5块钱一斤。”张云霞说。根据张云霞的说法，她老伴自从结婚以来就有抽烟的习惯，所以她经常会给老伴儿买烟，“我印象很深刻，2000年的时候，一包人参烟2块钱，当时我老伴儿差不多一天就一包，一个月下来至少得20多包，100块钱就能买50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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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米价翻了一倍多

　　

　　让张云霞感受最深的是大米价格的上涨。“最近一段时间，大米价格不断上涨，前两天买大米的时候涨到2块多钱一斤了，100块钱连50斤都买不来。”上涨的菜价更是让张云霞接受不了。“西红柿3块钱一斤，菠菜2块5，蒜薹5块，最贵的就是韭菜，现在已经涨到4块钱一斤了。现在的物价实在是太高了，破开100块钱，去趟超市出来就没了。”她说，现在买几个菜基本上就要十几二十多块钱，顶多能吃两三顿。现在，张云霞在2000年时买的2块钱一盒的人参烟已经买不到了，普普通通一个牌子的香烟一包就得6块钱，100块钱只能买16包。2块钱到6块钱，短短10年间，一包香烟的价格就直线上涨了2倍。

　　2000年

　　

　　啤酒一块多钱一瓶

　　

　　今年47岁的王洪波，也在一片“涨声”中追忆过去的点滴。“这一辈子对酒的感情很深，特别爱喝啤酒，10年间价格变化还是蛮大的。”他说，2000年他喝的啤酒在饭店里卖1.5元/瓶，楼下的食杂店1.2元/瓶。王洪波还记得当时老伴给他买的一件夹克式羽绒服的价格。“当时我记得花了70块。摸着挺软和，穿着也暖和。”他说，当时老伴给他买回来之后，还美了一段时间呢。

　　2010年

　　

　　还有这样的啤酒吗？

　　

　　现在，王洪波再也喝不到1块多钱一瓶的啤酒了。他说，现在随着啤酒市场的产业升级，一些本地产品牌被国内大厂家给收购了，现在比较畅销的一些啤酒，价格较十年前都涨了不少。王洪波说，羽绒服的价格涨得更是离谱。“我女儿前几天买了个短款小羽绒服，我一问，花了300多！”他说，这是10年前的4倍还多。不过，这还不是最贵的，他的女儿告诉他，商场里1000块钱左右的羽绒服有的是，300多的还是打过折的呢。

　　“涨价不可逆转，只有快慢区别”

　　

　　“物价上涨”，是全中国的老百姓近段时间最真实的生活感受。伴随着10月CPI再创新高，关于国家调控的一系列“猜想”也呼之欲出。但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树华表示，政府调控目前也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么选择CPI增长，要么选择经济增长”。在物价遭到“千夫所指”的今天，即使两难，我们是否也该寻找一条合适的出路。

　　观点一：货币投入超市场需求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树华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房价在涨、农产品在涨、其他生活消费品价格都在涨。而CPI的过分增长，根本原因就是货币的供给超出了实体经济的产出，其中也包含一些其他原因，比如热钱对价格的炒作。一种产品的价格涨上去了，其他产品便跟风，形成了价格上涨的连锁反应。目前CPI过分增长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货币贬值了，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居民的购买力下降了。

　　蔬菜、粮油等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也给城市居民中中低收入群体带来了生活困难。在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朱启才看来，中国每一次CPI的急剧增长都是由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的，所以政府必须建立短期和长期的机制和办法，应对过高的CPI。今年以来，全国陆续出现了绿豆、大蒜等农产品的价格飞涨，有人认为这是部分商人囤积产品、导致市场失衡所致。“其实从2007年金融危机开始，直至现在，中国一直处在一个物价飞涨的时期。绿豆、大蒜的价格飞涨，并非少数不法商人囤积就能引起的。虽然今年初云南的旱情对农产品的收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物价全面上涨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大量的货币投入，超过了市场的需求。通过以往的一些实例来看，我国每一次物价上涨，都是由农产品开始的。”朱启才说，中国的农业非常脆弱，属于小农经济，生产、加工、销售等许多环节都很落后，市场的供求一旦发生变化，农产品的价格就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的经济。所以说，农产品的价格上涨，给市场带来的震动是很大的。

　　观点二：调控处在两难境地

　　

　　对于货币过多引起物价上涨的说法，市民杨先生很不能理解，他认为政府完全可以调控、干预价格。对于杨先生这样的疑问，郭树华表示，政府调控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

　　“这是一个选择题，是选择CPI上涨还是选择经济增长。应对CPI上涨，要靠国家政策收紧，但政策又不能全面收紧，全面收紧会造成经济的二次探底，失业人群增加，而失业的人没有收入，就更不敢花钱了，经济就更上不去了。经济发展主要还得依靠消费，消费水平的降低会使经济进一步衰退。所以就存在控制CPI与刺激经济复苏的两难选择。经济的高增长与CPI的高增长是并存的，因为经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是靠资金的注入。”郭树华说。

　　“在控制CPI的同时也不能将经济复苏的工作搁置，并且我国原本失业率就居高不下。”郭树华说，CPI增长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控制，难就难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是需要中长期才能解决的。政策上不能全面收紧，国家能做的主要就是从货币上入手，控制货币的发行量以及调息。货币政策收紧带来的经济下滑，也只能靠多立几个项目，让失业的人有活干。政府干预价格在短期内会起到一定的调整作用，但这种手段只是权宜之计，不能长期使用。政府对房价、农副产品的控制只能是在短时间内进行，像冰冻灾害时期限制物价，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市场经济就应该把价格放给市场自己调整，如果政府长时间控制物价就是计划经济了。控制价格过快上涨是对价格的一种扭曲，长时间控制之后一旦放开，就会迅速上涨，因为其迟早是要放开的，这就像弹簧一样，越用力按下去，放手后它就弹得越高。

　　观点三：涨价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粮价、菜价直接关系到每一名老百姓的生活，但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城市中的中低收入家庭。朱启才说，目前，政府虽然提出了农业减税的政策，但依然不能改变我国小农经济、小作坊式的农业方式，对规模性的农业发展支持和投入还远远不够。所以，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出现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变化，农业就率先发出警报，带动物价全面上涨。另外，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农民生产积极性并不高，辛辛苦苦种一季的粮食，收入还不如到城里打一个月工，所以，他们放弃了种植，涌入了城市。随之而来的是，耕地面积的大量缩减。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必须经过物流运输、税收等过程，到了批发商和零售商手中价格已经大大上涨，最终的价格还是落在了购买农产品的市民手中。朱启才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土地上的产品价格也很高，但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呈规模化、集体化，所以，农业变化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不是很大。

　　“价格上涨反映到居民身上就是购买力下降，而这其实是因为工资上涨的速度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所致。”郭树华说，对于工资收入的调整，在十二五规划中有所体现，就是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平衡。但是，收入分配平衡又存在一个如何落实的问题，对于公务员的工资，依靠财政拨款国家可以直接控制，而对于公务员以外人员的工资，国家不能直接接触到，就可能难以得到切实的提高。改革的关键在于均等，而这在我国也是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的，也要阶段性的进行。

　　在郭树华看来，物价在未来还会持续上涨，在政府加强控制的情况下，物价上涨就会慢一些，涨价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只是快慢的区别。“此次物价上涨可能会持续3到5年。”郭树华说。 本报记者 于向春 李茜

　　应对涨价 三字“戏”言

　　

　　宅

　　

　　王女士目前在家休假，她本来每月2000元的工资，因为休假只能拿到一半，面对越来越高的物价，她老公每月不到4000元的工资也是疲于应付。本来就是个宅女的王女士，这下让全家人都跟着她宅了起来，以应对物价。宅的好处是，每天窝在家里，消费的项目就只剩下吃喝了，每个月外出吃饭的700多元省了，衣服不用买了，省下很大一笔，更减少了突发消费事件的发生。这样不但扭转了财政赤字，不需要父母贴补，还会小有剩余。

　　辞

　　高女士每天在外奔波忙碌，每月的工资有2000多元。但就是为了这2000多元钱，家里的孩子无暇顾及，光奶粉每月就要耗去一千多元，再加上尿不湿、衣服等，每月她都要在孩子身上花很多钱。高女士算了算，像她孩子这样的年龄，每天吃一顿奶粉就可以了，因为她上班没人给孩子做饭，奶粉钱多出1000元，尿不湿、衣服多出200元。如果高女士不上班，这些钱都省了，并且每个月在外吃饭、乘公交车，购买其他用品的钱也会省去500元。这样算来，只要高女士辞职回家带孩子，比在外面赚钱还要省钱。

　　蹭

　　

　　蹭是苏小姐的战略，“在家蹭父亲，出门蹭朋友”。苏小姐是一家公司的接线员，早上6点多钟就要起床赶公交车，中午不能回家，晚上回到家已经天黑。月收入1300元的苏小姐说，这样的情况让她没办法不蹭，她每个月要交给家里500元的生活费，上班的时候如果蹭不到，她早上只吃一块米糕，中午只吃一碗米线，要6块钱，每个月有7天上夜班，这样就有7天不用花钱吃早点，但是有时候买不到米糕，那么就要买包子或者烧饵块，这样要多出4角到一块钱，一个月下来在外吃饭就是180元左右。苏小姐说，她自己不买衣服，衣服对苏小姐来说是大宗消费了，她全等着父母给买，不上班的时候就在家里吃饭。这样算下来开支也还是上面那么多，所以光蹭父母还不行，出门必须蹭朋友。苏小姐的男朋友比较随和，外出消费时，会照顾苏小姐的钱包，不让苏小姐掏钱。与朋友一起外出玩、吃饭，也多是朋友请客。但是，苏小姐说，这蹭可不是白蹭的，对朋友不能一味地蹭，没有任何的付出，这就要看平时的为人，不能让朋友被蹭得的心不甘情不愿。

　　本报记者 于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