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流动人口日子并不宽裕，出租房里除了摆设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以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感觉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与‘五普’相比起来并没有太多的提升”，人民贫富差距增大也是普查员的感受之一。

　　目前，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已进入“查漏补缺”的阶段。虽然普查结果最早要到明年上半年才会揭晓，但我们依然能通过短短的10天普查期，从普查员的体验中了解到一些这十年来社会变化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昆明，这座超过500万人口的城市十年里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我们不妨在普查结果揭晓之前先听听普查员的感受。

　　成功的“隔门攻略”

　　民众对普查态度更积极

　　

　　11月13日上午，曙光社区居委会人头攒动。虽然人口普查已经进入了复查阶段，但对于人口普查员邹宝梅来说，这注定是个忙碌的周末。“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但接下来工作也不轻松。”有着三次人口普查经历的邹宝梅告诉记者，复查阶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查漏补缺，虽然还未进行人口登记的居民只占小部分，但通常来说这部分人的普查难度要大得多，普查人员往往要在这些人身上花大量的时间。

　　三次人口普查，邹宝梅都有不同的体会。要是问邹宝梅这三十年来社会发生的变化，她大概可以滔滔不绝说上一天。不过邹宝梅最深刻的感受，还是民众对人口普查态度的转变。“过去多数居民都不理解人口普查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人们更关心的仅仅是切身的利益，例如超生的孩子能否不交或少交社会抚养费就能上户口等。”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参与人口普查不仅是公民的义务，也是公民参与国家决策最重要的手段。

　　邹宝梅介绍，在本次人口普查还未正式开始之前，一些普查员就在社区宣传人口普查的方针和意义。比方说通过人口普查，了解我国各种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就可以制订教育政策；了解各行业人口的分布，可以制订人口的就业政策；摸清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可以为产业政策的制订和调整提供科学基础。此外，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民族政策、老年人口政策等等，都需要根据人口资料进行研究。“如果在十年前，多数人会觉得这些都是国家层面上的东西，自己不需要关心。但对于现在的居民来说，更愿意主动地参与到这项浩大的调查工程当中。”

　　实际上，本次人口调查进展顺利，还多亏了事先的“预防针”。人口普查员李丽芬说，她在前期的入户过程中，就吃了不少因怀疑带来的闭门羹。为了方便普查工作的开展，打消市民的疑虑和戒备，昆明市人普办在普查小区提前张贴宣传资料，公布普查人员姓名、照片等，再加上普查员“贴便条”、“留宣传品”等“隔门攻略”，正式入户过程要比预期的轻松很多。

　　最直观的感受

　　“昆明变大了”

　　48000人，这是昆明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入户登记的普查员和指导员的数量，占了全省30万普查员的近六分之一，这反映了昆明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数量的增长。

　　“昆明变大了”，这是多数普查员的最直观感受，这个感受除了城市地域的“长大”外，还有作为城市最基本的细胞——人。“经过粗略的统计，在曙光社区居住的人口超过了1.4万人，作为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的老小区，这样的人口密度算是接近饱和状态。”邹宝梅说。

　　昆明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副主任傅京介绍，目前昆明市一环路内的人口密度相当大，每平方公里达到2.2万人，人口密度超过北京和上海。当然，除了人口数量的变动外，还有人口的质量变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素质特别是职业、教育程度等都是城市发展的直接体现。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45条入户记录中，涉及到人口质量的行业、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再次成为了普查登记的基本内容，而普查过程中所使用的普查短表和抽样填写的长表都包含有这几项内容。

　　在已经完成的正式入户登记和还在进行的复查中，基本上也能从普查员掌握的大概信息中看出人口质量的变化。东华社区一位普查员说，在他负责普查的小区里，除了部分退休的老人外，成人的教育程度至少在高中以上，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更是占绝大多数。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技和知识的发展，会兴起部分新兴行业和职业，而部分行业数据的比重更是衡量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在普查的事项中，与市民基本信息相关的指标也是直接与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的。”傅京说，在昆明城市的发展中，人作为基本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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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化成焦点

　　计划生育带来新问题

　　从30多岁到如今的年过花甲，邹宝梅恰好成为昆明逐步迈向老龄化社会的最好见证。“在昆明老小区，老龄化现象尤其突出。90岁以上的老人不再是稀世珍宝，80岁的老人更是司空见惯。虽然普查数据还没来得及统计，但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是不争的事实。”

　　让邹宝梅感触颇深的是在普查中遇到的一个普遍现象：“过去中国是几对夫妇共同赡养一对老人，现在是一对夫妇要赡养4到8位老人，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这种单对多的养老模式正在成为社会的常态。”邹宝梅发现，在普查中的一些家庭收入条件并不算差，但由于要赡养家里的多位老人，生活品质一下子被拉低了许多。

　　十年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含)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46%。近一两年，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年均增加800万人至900万人。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人口每3个人中便有一个老人。而刚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昆明在全国31个省会城市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排第九位，每年以3.5%左右的速度增长，已步入老龄化城市。

　　毫无疑问，老龄化问题成为此次人口普查的焦点之一。与前五次普查不同，本次普查内容新增了60岁以上的人的健康状况等多项老龄化指标，希望通过此次普查能够彻底摸清我国目前老龄化的程度。事实上，邹宝梅更加关心的是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30年来，中国的只生一个孩子政策推动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崛起，但是，计划生育如今却存在一个大问题：中国的工作年龄段人口——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发动机，将在几年内开始迅速减少。

　　就昆明的情况来看，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谁来养活下一代人，这成了邹宝梅在普查过程中人们普遍担忧的问题。已执行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面临调整，二胎控制是否“寿终正寝”，无疑都需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背景下重新被考量。

　　普查最大难题

　　统计庞大的流动人口

　　尽管和十年前相比，公众对人口普查的观念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但这并不代表本次的人口普查工作一帆风顺。如何追踪并锁定庞大的流动人口，成了“六普”面临的最大挑战。

　　“以前在曙光小区周边活动的是城郊的村民，现在村子没了，村民们也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邹宝梅说，经过前期的户口整顿和摸底过程，曙光社区光出租房屋就有28栋之多。按照普查小区划分标准，昆明市区普查员平均每人将对250—300人进行人口普查登记，曙光社区80名普查员，几乎所有的普查员都涉及到流动人口的登记。让邹宝梅最头疼的，就是如何让这些租住的流动人口配合普查工作。

　　“由于流动人口对普查的认识不够，有的把人口普查与户籍管理、计生管理混为一谈，存在各种各样的顾虑，不愿意积极配合。”邹宝梅说，不让入户成了家常便饭，一些务工经商人员和服务行业人员早出晚归，作息时间极不规律，很难碰到人，多次上门找不见人。“为了联系到这些流动人员，普查人员不得不整晚守候在租户的楼梯口‘守株待兔’。”此外，由于没有对流动人口租住信息进行统计和动态的管理，普查时只有将出租屋、临时性住房等作为突破口，寻找房主，进行普查登记，费时费力，事倍功半。

　　在昆外来人口增多，是普查人员最深的感受。据初步预计，昆明的流动人口大概比“五普”时翻了一番还要多。傅京介绍，近几年，受城市扩容发展和经济辐射面积的影响，来昆明经商的外来人口和企业招工规模扩大，特别是对周边的郊县和省内其他州市市民的吸引力更是不小。

　　明显的贫富差距

　　生活水平有的十年“变化不大”

　　一方面，流通人口的大量涌入为城市带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不断膨胀似乎正在加剧各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

　　生活质量变好是没错，但不得不注意的是，人们的生活开始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邹宝梅说：“在曙光社区居住的大多数流动人口日子并不宽裕，出租房里除了摆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以外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我感觉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与‘五普’相比并没有太大的提升。而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一些住户拥有两套甚至更多的房产，他们仅每个月租金的进账就超过一些流动人口收入的数倍。”

　　除了流动人口以外，“干得多，挣得少”也是普查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在曙光社区，依然存在七八个人挤在一套不到60平米的房子里，这些人大多是年龄偏大的下岗职工或者退休人员。对于这些人来说，未来的日子依然没有着落。”普查中的一些调查数据显示，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事实上，贫富差距的凸显并非在“六普”中才被发现。近些年来，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为了摸清目前各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否在拉大，“六普”中特别加入了有关居民收入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工作情况、所处行业、主要生活来源、未工作原因等，甚至连“三个月内是否找过工作”这样的问题也被涵盖在了调查内容中。

　　事实上，我国近年来正在努力地缩小贫富差距，比如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邹宝梅在调查中发现，同经济发展程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少被调查的群众也在抱怨经济领域中存在的许多不平等的竞争是贫富差距加大的罪魁祸首。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最终形成了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希望能够通过人口普查如实反映当前的社会矛盾，从而让社会更加关心生活在底层的贫困者。”邹宝梅说。

　　敏感的住房空置率

　　问到住房就有抵触情绪

　　在人口普查还没开始前，就有报道称，国家统计局将利用这次人口普查情况对几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进行摸底，确定到底有多少房屋是被投机者购买的空置房。然而有关部门很快进行了澄清：“房屋空置率不会在人口普查调查范围。”但即便是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担心个人房产数量通过人口普查被记录下来。一时间，住房问题成了普查中“不能说的秘密”。

　　“普查中，除了有市民担心普查本身可能泄露个人隐私外，对普查内容中涉及的住房相关问题表现出了格外的敏感。”邹宝梅说，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除了了解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居住状况，第六次人口普查还对房屋的建筑面积、房屋类型等问题做了进一步了解，因此不少市民存在着担心。

　　“像住房这样的问题，我们只能循序渐进地问。在调查中一些市民在此问题上或多或少表现出了抵触的情绪。”邹宝梅说， “我们常常需要向被调查者解释，普查主要是了解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居住状况，主要是针对居住面积和卧室间数等，如果某居民有三室两厅和两室一厅的住房各一套，则只需提供总的居住面积和5间卧室的统计数据，而不是进行房产调查，因此居民如实填写的信息，不会被当作今后征收房产税等的依据。”另外，还有10％的居民填写长表时，会被问及是否有独立的卫生间、厨房、阳台等，是使用煤气还是天然气等，这些数据也是为了了解居住状况，为相关部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提供依据。

　　“一些人有抵触情绪是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可能利用这些信息调查他们的财富，比如他们有多少房产，或者公布他们的灰色收入等。”在邹宝梅看来，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我们的确发现存在住房空置等问题。”邹宝梅举例说，在曙光小区67号院共有108套住房，其中有10套住房长时间找不到人，虽然我们还不能直接将这些住房认定为空置房，但也不排除这10套房中大部分为空置房的可能。“像曙光这样的老小区空置率并不算高，在一些新小区空置率大大超出想象。”

　　那么，国家在人口普查过程中加入住房信息是否想针对空置率调查和多套房统计，以制订对昂贵房价的调控政策呢？傅京表示，并没有接到相关数据作用的信息和规定，不过在近几年的经济形势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后出现的通胀压力和经济放缓的双重压力下，人口普查过程中反映的住房问题必定是今后一段时期的解决重点。

　　外籍人口增多

　　普查员得带一名翻译

　　相较于在住房问题上的缄默，市民们在户口问题方面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在登记的过程中，有不少外来人员问到落户的问题。”邹宝梅介绍，在中国已有的户籍管理体制下，虽然户籍管理和人口流动较以前放松不少，但由城市扩容带来的流动人口想要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却并不容易。

　　记者在正式入户登记过程中曾跟随部分普查员现场采访，不少外来人员都表示对自己的落户问题感到困难。由于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少企业转型改制，并不接纳自己员工的户口，多数企业外来员工并不能将自己原有的户口迁往工作地。“由于没有本地户口，有很多本地的政策很难落实到自己身上。”在昆工作的湖南人小刘说。

　　而从以前的落户经验来看，购房成为绝大多数外来人口的便捷通道。不过，这样的一条“捷径”似乎也被日益上涨的房价堵死了。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昆明市民跟着昆明的房屋价格一起“心跳”了好几把。“现在二环外的新盘房价都有超过1万的，而一年多前，这种地块的价格还只在4000元左右。”采访中，一位外来租房户说，没自己的房子，户口又不在本地，像自己这样的“穷漂”一族比较关心户口的问题。

　　受房屋制约的不仅是外来人员，本地人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烦恼，在记者跟随普查员调查时，“大户口”现象频现。由于房价过高，部分刚走出校门甚至已然成家的年轻人没法自己购房立户，户口只有挂靠在父母名下，成为新型啃老族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人口普查还进行了“扩容”：在国内居住的外籍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的流动人群，首次纳入了人口普查的范畴。实际上，将居住在本国的外国人纳入人口普查，是各国人口普查的通常做法，这不仅标志着中国在经济、社会方面逐渐跟上国际轨道，对于云南和昆明而言，又具有更深的意义。

　　“在本次普查过程中，由于外籍人口也纳入登记范围，负责聚居区域的普查员还得带一名翻译。”翠湖南路社区的一位普查员介绍，从10天的正式登记情况来看，由于与东南亚、南亚地域邻近和经济交流关系，目前昆明市的外籍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作为特殊的流动人群，昆明市外籍人口的人口普查也显示出这个城市的开放性和国际化。”傅京表示。本报记者 袁野 实习记者 陈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