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庆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习惯了这样一个口号：与国际接轨。而在公众看来，很多应该接轨的却不接轨。（11月16日新华网）

　　现今一些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在推出某项措施或坚持某种现状之时，动辄搬出两个理由：要么国情不同，要么国际惯例。前不久针对公众呼吁电影分级，广电局的官员立马就站出来说，电影分级不合国情。至于哪里不符合，阻力在哪儿，却顾左右而言他。

　　说到与国际接轨，更是举不胜举。比如12点退房、银行某些服务收费并歧视小额业务、油价上涨、信用卡全额罚息、电信业收取月租费和双向收费、运输和电力行业的反市场价格等等，都依循的是种种“国际惯例”。众多行业动辄将国际惯例包装起来，放在中国消费者头上，摆出一副“全世界都这么搞了，我们还等什么”的或无辜或蛮横的姿态。很明显，所谓的国际惯例很多时候已被滥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蜕变为狙击公众权利的杀手角色，演变为垄断企业或利益集团攫取利益的法宝及其混淆视听的遮羞布。

　　也许有人要问，一会儿辩解不合国情，一会儿嚷着与国际接轨，那么，究竟什么时候该坚守自我，什么时候又该与国际接轨呢？其实，归类不合国情和国际惯例的背景，不难找到一些共性，那就是依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方向而定，这两个原因有时可以被同时使用。例如，一些行业收费为人诟病，公众期盼改变。作为利益既得者当然不愿意放手，此时他们大可以说，收费是与国际接轨，改变则不合国情。

　　在某些利益集团面前，国际惯例就像是一座桥，面对民意汹涌的大河时，就用上；不用时就拆掉，改用国情不同去敷衍人们对中外差别的质疑。就比如一些民生产品的价格问题，国情是高价运行，国际惯例反之，此时，一些人或机构依利而行，自然是弃国际惯例而守中国国情了。

　　总的来说，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依利而行，根子在于各方利益博弈不平衡。强势一方肆意欺诈弱势一方的逻辑显现，进而使得某些不合国情与国际惯例在我国表现为维护部门利益和垄断利益，成为无视社会舆论和民众合理诉求的遮羞布。基于此，击破利益集团使用不合国情或国际惯例的“铁布衫”，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否则，国际惯例、国情不同始终只是利益集团逐利的挡箭牌或忽悠民意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