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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和这个世界有着独特的缘分，并且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着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当我们痛苦绝望时，我们用什么来表达内心的凄凉？当我们快乐幸福时，我们又用什么来表达满心的欣悦呢？

　　有人用文字，有人用歌声，甚至有人像电影《阿甘》那样用一生不停的奔跑，演绎内心，抚慰灵魂，获得平静和满足。

　　那么，是什么让你选择了你独特的方式，而你又通过它告诉了这个世界什么呢？

　　在这个秋日，曲文斌，一边让我翻看他珍藏的老照片，一边给我讲述了他和手里那把二胡的故事。

　　Ａ

　　少年时代

　　我迷上了二胡——

　　我1943年出生于东光县曲庄村。当时的生活环境极为困难，但我还是坚持读完了小学。因为受父母的影响，我们兄弟从小都喜欢听吹拉弹唱。1950年，我8岁，哥哥从天津回家过年，带回一把二胡，竹筒做的，很简陋，记得当时我一见到这把二胡，心里就喜欢上了，向哥哥再三请求，临走时哥哥给我留下了那把二胡。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迷上了二胡，简直爱不释手。当时条件有限，没有教材，没有老师，我想尽一切办法去学。记得当时我们村有乡政府的一位财粮干部，名叫辛斌，他会拉二胡，我每天放学后，就抱着弟弟妹妹去人家门口偷听。最初学会的曲子是《寄生草》，还有《小放牛》。等到自己在家练熟了，再去辛斌家里让老师点拨。后来渐渐会的曲子多了，我想学习演奏二胡的技巧，便省吃俭用买了一本《怎样拉二胡》的教材，如饥似渴地练起来了。

　　1952年，东光县文化馆在春节的时候组织下乡演出，来到我们村。因为当天二胡演奏员生病，没能赶到演出现场。文化馆老师们情急之下，通过我们村负责人的介绍，把我叫到了演出现场。见到老师，我第一句话便问，有乐谱吗？这让文化馆的老师们大吃一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认识乐谱。老师把乐谱给我看后，我的心里也有了底。因为这些全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歌曲，《小放牛》，《送情郎》，《苏武牧羊》等，结果我顺利完成了这场演出，也让老师们记住了我。从此每到文化馆举办学习班或有演出的时候总是少不了我。

　　就这样，转眼到了1957年，我小学毕业。虽然在小学期间，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由于家庭成分是地主，我没能继续读初中、高中。

　　学业上的失意对一个孩子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些日子里，我更加依赖二胡，前途渺茫，也让我明白只有二胡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Ｂ

　　青年时代

　　二胡始终伴随着我——

　　1958年，东光县开挖跃进河，组建了一支30余人的文艺宣传队。我是最小的队员，在舞台上拉起二胡，台下的掌声和欢呼声让我很激动。看到我表现好，文化馆的老师送给我一把好二胡，这让我如获至宝。我在文艺宣传队成了主力，除了伴奏还编导一些小节目，并在县区调演中取得不少好成绩。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业余宣传队的活动我没资格参加了，同时凡是有关“洋”字的乐器，乐谱一律不能用，我狠心把亲手抄写的480多首广东音乐和轻音乐曲谱烧掉了，说不出的难过。不过这把二胡我还是保留了下来。每天晚上把灯熄灭，二胡筒上不敢用琴码，用一根筷子或铅笔别上，外面就什么也听不到了。练完，把二胡藏在屋顶宿棚上。后来只能与家庭划清界线，我和弟弟搬到了别人家去住，这样才又能参加文艺活动了。

　　从小我的理想就是盼着能进入专业文艺团体当一名能拉主弦的琴师，那些年多少次专业团体来要我，村子里就是不放，当时我甚至羡慕过有人在监狱里劳改还参加了新生剧团，可又一想，那毕竟是犯罪啊。就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些年，二胡始终伴随着我。无论生活再苦再累，即使颠簸流离，连饭都吃不饱，也都从未放下过它。宣传队解散后，我到乡政府当过通信员，去胶炭厂上过班，在交河县建筑公司当壮工，在泊头市交通局当装卸工。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还多次去山东，用山芋干换小米。

　　1972年我去东北干瓦工活，也照常带上了这把二胡。当时在油田干活，做饭取暖用天然气。记得有一天中午正在吃中午饭，有人喊：“工棚着火啦！”我扔下饭碗就朝宿舍方向跑去。冒着烟雾冲进工棚抢出了我的二胡。同事们批评我说：“二胡是不是比你的命还值钱呢？”

　　Ｃ

　　我的婚姻家庭

　　二胡给我带来的姻缘——

　　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弟兄姐妹又多，生活困难，自己长得又不出众，很多年我都没能处上对象。直到36岁才遇到我的第一个妻子，她出身党员家庭，还是高中毕业生。比我小整整11岁。我们相处了三年后才结的婚。当时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跟着我？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可以说是二胡给我争取到的姻缘，使我建立起了家庭。

　　成家后我到了文化馆工作，担任曲艺队队长、艺术指导，演出上千场。当时我的二胡独奏曲是《北京有个金太阳》，《江河水》，《步步高》。

　　正当我家庭和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1981年我爱人因生病被误诊而去世，撇下了5岁的女儿。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当时我真是接受不了，但一想还有孩子，无论如何也得坚强地活着。办完爱人的后事，文化馆领导鉴于我的情况把我派到连镇分馆工作。就这样，一辆自行车带上行李和孩子，还有我的这把二胡，去了连镇文化馆。

　　那时我既当爸又当妈，还要干好文化馆的工作，真是太难啦。经常在晚上一个人拉起《二泉映月》，那种悲凉的感受至今刻骨铭心。

　　1982年的时候，我的生命中又出现了一个好心的姑娘，她小我17岁。我们也是因为爱好文艺走到了一起。她爱唱，电影歌曲、样板戏都唱得不错，我给她伴奏。那时我还是一名临时工，每月工资36元，除了一个6岁的孩子，一无所有。可是她还是选择了我。

　　1983年她也被安排到了文化馆工作，由于我们的辛勤工作，多次得到嘉奖，并于1985年被录用为国家干部。先后数十次分别被评为国家，省市，县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先后培养出数百名文艺爱好者。

　　Ｄ

　　退休后

　　二胡依然带给我希望和快乐——

　　2003年，我正式退休。职务虽然退啦，但是人和二胡没退。我们这些文艺爱好者组建了一支40多人的业余“艺友艺术团”，多数是离退休人员。我们的共同点是：不为名不求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戒骄戒躁争取进步，自娱自乐养老健身，发挥余热做贡献。

　　常言道：“知足者常乐。笑一笑十年少。”我们每天晚上凑到一起排练，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还有机会一次次登台演出，更有说不尽的高兴与满足。几乎忘记了这个“老”字！这要感谢一直关爱、支持我的家人和朋友，更要感谢这把多年陪伴我的二胡。

　　我的两个女儿也都爱好文艺。特别是二女儿曲凯敏，从小就喜欢音乐。我原来想让她学二胡，可是她更喜欢唱歌，后来因为她的坚持，我尊重了她的选择。凯敏先在省城上艺校，后来又考上中国音乐学院。现在北京寻找发展机会，最近参加全国校园才艺大赛获得一等奖。

　　现在我和老伴还经营着一家照相馆，除了从精神上支持，还要从经济上帮助孩子，因为我深知选择艺术这条路的不容易，希望她能实现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