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出台《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将在2012年实现城乡统一户籍，民众可自由迁徙，并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11月17日中新网）

　　在成都统一城乡户籍的思路中，“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做法值得提倡。

　　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应该反哺乡村，但一些地方的管理者仍在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近年来，各地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为了换取建设用地指标，在农村开展圈地运动，把民房变成楼房，赶农民“上楼”，用腾出来的宅基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这种以新农村建设为幌子的圈地运动，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前不久国务院会议还专门就此作出相关的规定。

　　显然，这些都是错误的发展观使然，错误地认为发展就该牺牲农民利益的思路使然。这种发展观、发展思路必须得到纠正。不仅如此，还要认识到以前欠农民的，现在要还回去。城镇化是需要农民变市民，可在转变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只做加法、不做减法”。

　　事实上，这应该是所有城镇化所秉持的理念。不仅如此，在农民进城中还要坚持农民福利就高不就低：当农民的一些福利标准低于市民的，就按照市民福利标准；当农民的一些福利标准高于市民的，就要保持不变。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比城市有的医疗保障水平要高，就不该降低；又比如，中央针对农业的补贴不该因户籍性质的改变而取消；等等。此外，在统一户口、农民变市民之后，还必须对进城农民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服务，比如就业指导等。只有从生产、生活上完全融入城市，农民才能真正成为市民。 （王攀）

　　城市管理体制

　　也要配套转型

　　相比一些地方户籍改革的高门槛和功利性，成都户籍改革几乎无条件的自由迁徙，更使“流动”显得真实可亲。

　　不过，农民成为新市民显然还绕不开两个问题：在房价高企的语境下，有多少农民能够购买城里的一套房，而无恒产又怎会拥有生活在城市里的恒心？还有就是从乡间文化到城市文化的过渡，其中日常秩序的断裂又该怎样被引导性修复？

　　城市管理暗含的转型风险也是硬币的另一面。大量涌入的人口会为城市提供众多廉价劳动力，而庞大的人口流动，也可能产生同步的城市不适应症：自由迁徙即意味着城市管理体制需要修正与完善。这个修正与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而人口的涌入则需要前置性的财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土地体制甚至交通管理体制的改善，如果这些不可或缺的管理体制调整没有提前到位，一旦进城农民选择了用脚投票，就很可能带来城市秩序的混乱，从而形成自由迁徙政策深入实施的瓶颈。

　　或许，我们并不应该用如此的苛求来看待成都带有破冰意义的户籍改革；或许，成都新户籍制度的姿态已经足够赢得最大的尊敬。但正是因为深知户籍制度改革之艰难，正是因为深知那些户口本上的利益调整是如此惊心动魄，所以我们才不得不提前给出这些疑问，以帮助成都的户籍新政一路走好。（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