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2003年以来，成都市立足于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围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法律和党内规章的框架内，积极探索和创新基层民主实现形式，形成了以公推直选、民主评议、“三会开放”、“两委加一会”为特色的基层治理机制。

　　基层党组织书记公推直选 全面推行乡镇党委书记、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成员公推直选制度。

　　基层党组织书记民主评议 民主评议就是“民评官”，将基层干部置于群众经常性监督之下。成都坚持以“群众满意”为基层干部政绩考核主要标准，以“群众意愿”指引基层干部工作取向，建立健全了乡镇党委书记、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年度民主评议制度，用经常性、制度化的压力机制促进基层党组织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三会”开放 基层党委常委会（全委会）、人大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群众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列席相关会议，听取对相关问题的民意反映和建议意见，保证决策过程公开、透明。

　　“两委加一会” 2008年以来，在开展农村产权制度等改革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关注农民切身利益，通过村民自治化解各种矛盾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成都市探索出一条“两委（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加一会（村民议事会）”的管理办法，即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村民议事会决策，村民委员会执行，其它村级组织广泛参与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当初参加公推直选

　　刘刚毅坦言“心里很不情愿”

　　2003年12月4日，从11个来自成都市新都区的候选人中，243名各界代表将“公推”出两人进入木兰镇党委书记“直选”。当年10月到任木兰镇镇长的刘刚毅，也在候选人之中。

　　回顾当初参加公推直选的经历，刘刚毅坦言，当时心里很不情愿。按照惯例，镇党委书记空缺，镇长接任书记本是顺理成章的事。“难道领导对我不信任吗？”刘刚毅不免心存疑惑，但还是精心准备了他的“竞职演说”。“当时想，要得到群众认可，就不能说空话套话，要把群众关心的事情多说点、说细点。”

　　此时的刘刚毅，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探索正由此发端。这项改革的推进，不仅涉及基层干部如何产生，还关系成都整个干部队伍的作风之变，更是事关一场在成都1.24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徐徐展开的深刻变革——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根基和成败。

　　12月7日，木兰中学人声鼎沸。木兰镇639名党员齐聚在这里。在与另外一位候选人的角逐中，刘刚毅得到了639张有效票中的480票，当选。“中国第一位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由此诞生。

　　时至今日，刘刚毅仍然清晰地记得坐镇选举现场的时任区委书记李仲彬的一席话：“今天是上有天、下有地作证，群众把你刘刚毅选得上，也可以把你选下来。”

　　从木兰镇开始，到2005年3月，新都采用公开推荐和差额直选的方式，先后对全区11个建制镇的党委书记进行了公推直选。此外，全区299个行政村的村支书、56所中小学的校长、19名镇卫生院院长及直属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人也全面开展了直选工作。当时在新都，甚至有小学生对老师指定的班长不满意，而闹着要“直选”班长。

　　“公推直选是成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端处，也是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基层干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一致性问题的新起点。”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时任新都区委组织部部长的麻渝生告诉记者。

　　2005年7月，市委在新都区召开现场会，部署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在全市推开。

　　遭遇“信任危机”

　　要对老百姓也有个交代

　　谁授权对谁负责，这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当选后，感觉压力很大。来自于党员和乡亲的信任，也来自于公推直选时自己做出的承诺。”

　　刘刚毅面对乡亲们提出的思路是“三增两提高”——木兰镇的经济收入、各村经济收入、农民经济收入三层面都要增加，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素质、提高基层干部的报酬。同时，还承诺了修石木路建工业园、综合开发木兰山、协调成都北国家铁路编组站建设、启动小城镇建设、促进群众增收等5件事。

　　很快，承诺之一“协调成都北国家铁路编组站建设”，就让刘刚毅经受了一场“信任危机”。

　　2004年，“成都北国家铁路编组站”工程动工，涉及木兰镇5个村31个村民小组500多户人家。老百姓对拆迁补偿的期望值很高，有的甚至比政策高几十倍。但这是国家的重点工程，补偿标准统一制定。

　　老百姓一时难以理解，阻工、上访时有发生。刘刚毅下村，七八个村民在田边把刘刚毅团团围住，上来就是一句：“刘书记，你是老百姓选出来的书记，拆迁补偿标准如果低了，我们不答应，下次不选你！”

　　“如果是以往，国家工程补偿标准没得说，政策宣布了就宣布了，高低都得执行。”刘刚毅说，但是作为“老百姓选出来的书记”，不能仅是把工作做完了，对“上面”有个交代，“也要对信任你的老百姓有个交代。”

　　镇村干部迅速行动起来。把国家的政策张榜公示，走村串户发放资料。木兰镇党委班子成员每人承包一个村，直接面对群众，有问题马上解决。同时，让每个村选派一位平时威信较高的村民代表参与拆迁补偿，让补偿完全开放透明。老百姓清楚了政策，明白了镇干部没有“吃欺头”。疑虑打消了，“气”自然顺了，拆迁得以顺利推进。

　　刘刚毅说，拆迁到哪儿都是老大难，木兰镇能顺利过这关，“主要是工作作风变了，不仅仅是完成任务，还要让老百姓理解。而老百姓理解了，工作推进起来就顺手得多，这是个良性循环”。

　　最大的触动

　　“学会了眼睛向下”

　　干部作风变了，干群关系顺了，群众的主体意识和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木兰镇悄然改变着。

　　“2003年，木兰各村的交通都还是靠羊肠小道，6米宽的泰龙路就是最宽阔的‘大道’。目标考核全区倒数第一。没得人愿意到这儿来投资。” 木兰村支书、市人大代表李兴才说，“但现在大不一样了！”

　　“大不一样”，从几个项目和一组数据可见一斑：

　　●“198”规划区引进了深圳岗宏集团和广州三银集团的项目，投资上百亿元；木兰山片区引进了香港景城集团的项目，投资50亿元；物流片区引进了浙江“中国塑料城”成都项目，投资20亿元。为了“中国塑料城”这个项目，刘刚毅曾5次赶赴浙江余姚洽谈争取。

　　●木兰镇的财税收入从2003年的360多万元，跃升至如今的2200万元；当初只有3027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如今已增至6880元。

　　●当年那个目标考核全区倒数第一的木兰，已一跃成为排名靠前的强镇，“上访风气很盛”的印象，也已成为过去时。

　　2003年至去年，在每年一次的民主评议中，刘刚毅的满意率总是在95%以上。

　　回顾自己近7年的乡镇党委书记经历，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政的刘刚毅坦言，公推直选是他仕途中“最大的触动”，“学会了眼睛向下”。

　　2009年，在成都又一场重大改革——全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村级改革在全市铺开之际，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再度重申了干部要“眼睛向下”。李春城直言不讳地说，现行体制下，有的时候容易让人“眼睛向上看”。总是关心上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关心什么事情，怎样才能让领导满意。“但有时领导关心的未必和群众关心的完全重合。从我们党的宗旨出发，真正让群众满意才是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应着力的地方。”李春城说，成都市要继续保持良好的导向和氛围，就是要眼睛向下。“我们看干部、看工作，不只看一时一地，也不只看经济指标，更要看该做的基层工作做得怎么样，群众评价如何。”

　　今年5月14日，市委组织部对刘刚毅拟任副区长进行了任前公示，没有收到任何情况反映。6月2日，刘刚毅履新。

　　○专家点评

　　陈红太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成都的探索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和制度范本

　　成都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愈来愈显示出勃勃生机，受到广大农村党员群众的普遍认可。

　　新型村级治理机制，通过理顺村两委关系，促进了村党组织领导方式的转变，村党组织的公信度、凝聚力显著增强，核心领导作用愈发突出。

　　村民自治得到有效实现，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建立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后，村组议事会成员既是议事决策的主体，又是农村各项事务的具体参与者，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较强的公信力。由他们组成的议事会议事决策，改变了村级事务由村“两委”几个人说了算的状况，也提高了决策的执行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村民议事会调动了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热情，为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推进基层民主向纵深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助推作用。

　　构建了化解农村矛盾的有效机制，农村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理顺了村级各种权利主体的关系，为村民自治搭建了可持久运作的制度框架。成都新型村级治理机制的探索，为既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又巩固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和制度范本。

　　○新闻链接

　　从2003年试点到2006年，全市222个乡镇中，99名党委书记通过公推直选方式产生，占总数的44.6%；2006年至今，全市共调整乡镇党委书记119名，除因抗震救灾特殊需要外，其中99名公推直选产生，占新任乡镇党委书记的83%。2004年、2007年两次换届，3300余个村（社区）的党组织班子成员均采取公推直选方式产生。

　　2008年以来，全市1943个行政村、825个涉农社区、26407个村民小组均按照公开公正、结构均衡的原则，民主选举产生群众信任、有较强议事能力的村民，组建了村民议事会和村民小组议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