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通讯员张文瑾）导师是研究生培养链中的重要一环，以其学术水平和人格修养影响和指导着学生通往学术的康庄大道。然而，与之背道而驰的是，学术界诸如导师超额招收研究生、导师忙于科研而无暇顾及学生的现象屡屡发生，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来说，无疑是一种浪费。那么，什么样的导师才是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什么样的导师才够得上德才兼备的名师典范?

　　近日，武汉大学率先在全校范围内推出“我心中的好导师”大型评选活动，向各学科领域的专家教授、青年学子征集意见，请他们畅谈心中的好导师标准，同时也为“好导师”这一名词正本清源。这也是第五届研究生学术科技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学术水平与人格修养孰轻孰重

　　古语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导师，首要的职责就是教书育人，在学科领域里则要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和丰硕的科研成果。好导师意味着高水准，对此，大部分师生表示认同。

　　但此次问卷回访，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引起了笔者的关注，那就是对师德师风的重视。在“导师的学术水平与人格修养，你更看重什么?”的调查中，更多的人选择了后者。

　　来自法学院的硕士生徐巧说，她心中更加看重的是导师的人文精神。“如今，导师不只限于传授知识、研究学术，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规划人生之路，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要如父母般关爱学生，同时在思想上恪守学术之道。”

　　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汤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导师的道德责任感甚至比学术研究水平更为重要，好的导师应像引路人一样，在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予以引导。

　　“做好学问，更要做好人”，这是学生对导师的期待，这也正是导师得以言传身教、立德立言的根本。“好导师不仅要有学术荣誉、科研成果等硬指标，同时还要得到学生的认可。如何才能得到学生的认可，这有赖于导师对他们的关怀和责任感。”电子信息学院郭成城教授深有体会。

　　对于这一点，文学院李建中教授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导师要怀有一颗赤诚的心，去关心和对待每一位学生，无论是学术还是生活，都如同灯塔一般为他们照亮前行的道路。

　　从最初“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之本，到后来对人文关怀的无上推崇，好导师的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悄然变化着。一个称职的导师，不仅要有深厚的学术积淀，能够站在学术前沿指引学生勇攀高峰，还要品行正直、作风严谨，并以一颗真心、诚心为他们合理规划人生之路。

　　这恐怕也是时代赋予导师的历史使命。

　　研究生培养机制的“红与黑”

　　然而，俯瞰现今中国研究生培养现状，一些不容忽视的难题在考问着教育者的责任良知：导师科研压力过重、导师对学生疏于关心、导师超额招生、科研与教学无法双轨并行……一系列问题随着近几年高等教育的改革呼之欲出。

　　“导师的科研压力繁重，尤其是以专著和论文的数量作为衡量其学术水平的今天，一部分老师为了自己的荣耀，牺牲了教学时间，越来越多的学生反映，他们和老师见面的时间和次数越来越少。”

　　2006年，教育部推动实施了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建立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更引起了不少人对研究生与导师关系进一步异化的担忧。

　　一些研究生发出老师即“老板”的呼声，他们直指师生关系沦落为雇佣关系，自己的很难从研究生阶段获得必需的指导与教育，更别说独立开创和发展研究课题了。“我认为研究生称呼导师为‘老板’，是商业化运作对学术领域的渗透，导师这个称呼应该是高尚、纯洁的，而不是一种雇佣关系和商品交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同学感慨。

　　另一方面，研究生的大量扩招，也为这种异化关系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在问卷调查中，“您认为一个导师带多少个学生合适?您认为最理性的人数是多少?”中，以回收的49份问卷统计为例(受访者全部为硕士生)，平均值为7.5人(按武大两年制计，包括在校的两届学生)，相当于导师每年招3-4人被认为“最理性”。其中，文科背景的学生更能接受导师每年带1-2个学生，而理工科学生认为的合理数为每年3-4个。

　　实际数字却远远不止这些。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我国在读博士生人数由1999年的 5.4万人增至 2009年的24.63万人，10年间增加了4.56倍。同时，高校科研经费的陡然上涨也使得“招更多的学生为老师完成科研项目”显得“合情合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导师见面的次数少、导师指导不力只是冰山一角，这其中隐藏着研究生培养机制更为深刻的困境。在这一点上，大学作为教育的实施者和监管者，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导师培养理念对学生成才的影响

　　英国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流传着一句话：“我们能够把一般才智的年轻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成最优秀的人才。正相反，不好的教育却会把有潜能的人培养成庸才。”

　　一语道出了教育的绝妙之处，那就是培养理念对学生成才的重要影响。就研究生教育来说，导师的态度与付出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是中国培养研究型人才战略的核心。“只有把研究生当作科研领域的探索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以一种平等、谦和、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们，才能真正赢得他们的尊重。”郭成城说，在这一点上，有着百年校史，深厚底蕴的武汉大学身体力行，积极探索合理有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彰显大学教育的使命。

　　“必须加强交流和沟通，无论再忙，沟通都是必须的，这于学术和教学都十分有益。”法学院江国华教授言辞恳切，他表示自己每周都会与学生一边吃饭一边开会讨论，从中了解他们学习中的问题，也积极鼓励学生发言，激发学生对热点主题的思考，还会就一些新颖主题、热点问题开专题讨论会。

　　李建中更直言不讳表示自己是与学生沟通的能手，“对于自己带的研究生，我会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与他们聚会交流。如果距离较远，不能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我也会与学生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通过这些手段来了解学生在科研与生活中的困惑，并且帮助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他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三好”，好的人格形象、与学生有好的师生关系、与学生一起保持好的科研状态。

　　沟通能够增进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但在中国，导师的科研压力繁重，倘若抽不出那么多时间与学生沟通，又如何解决呢?对这个问题，武大经济与管理学院伍新木教授有自己的解释。

　　“研究生教学和科研的矛盾，既有科研体制的因素又有社会大环境的熏染，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分割对立的两件事，而是融为一体、不可分离的。个人的发展是教学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导师也要不断地完善自己，而研究成果也会转化为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教学是一个导师与学生共同成长的过程。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科研项目。都是为学生创造科研和学习条件的，并不是和教学相冲突的。”

　　对于部分老师过于关注科研，为了一些荣誉和利益只以科研项目为基本点，忽视了教书育人的本职问题，武大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耀林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导师自己首先要坦然面对名利、以身作则，才能教会学生坦然面对名利和正确处理当今社会上的各种复杂问题，即所谓正人先正己。”

　　同时，研究生也不应过分注重补助。“科研项目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研学条件，提供更多的动手实验的机会，而不是挣钱的手段。”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王树根教授呼吁青年人远离急功近利的不良心态。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说：“在教师手里操着青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百年学府承载着民族振兴的恢弘伟业，作为培养中国高知人才的导师们，更应看清自己肩上承担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