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然

　　上半年，我们这里举行新招公务员培训。有一堂课的课程题目专门叫“如何应对媒体”。

　　不知授课老师是否真正了解记者的生活、工作状态。我估计不会很了解。整个下午，他讲的核心内容就是:“记者为了生计，总要想办法弄新闻，总是通过歪曲、拼剪找些需要的东西，一旦不重视，轻则丢乌纱帽，重则有牢狱之灾。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周久耕之流。”

　　讲课者的指导思想就是:只有白岩松、敬一丹这些衣食无忧的新闻人会想着“做新闻”，对待其他大部分记者，需要“有策略、有方法、靠积累、靠训练”地应对。

　　更令人不安的是，一起参加培训的近200名学员，在老师播放一些与记者打交道时“花言巧语”应对的案例时，不少人还按捺不住鼓掌。

　　我曾在一家媒体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跑财政时，一位负责宣传的老领导整天让我“讲政治”;一市委副书记的秘书专门跑到我们单位，警告我要“讲情义”;房管局两个处长几次找我，批评我“乱说话”，给局长惹了麻烦。现在看来，估计他们都曾被培训过，估计他们对此类老师的授课甚为赞同，并身体力行了。

　　我猜想，这样的培训也许在各级各地都有。

　　让人想不通的是，以我自身的经历，媒体对记者如何与采访对象“过招”的培训，远没有政府培训行政人员如何“防记者”下功夫。现在我成了旁观者。很多人，对于媒体，对于公众利益，别说“善待”，就连客观的“对待”也是奢望了。其实，让公务员了解媒体是必要的，但其认识必须建立在客观基础上。公职人员至少应该知道，记者的采访代表的是百姓的知情权。

　　一个好的政府，应该是公开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不但不怕媒体，还会主动把权力放在阳光下，积极利用媒体为百姓更好地服务。

　　在网络时代，学习如何“防记者”无异于南辕北辙。政府怕媒体揭伤疤，对敏感问题遮遮掩掩，反而更不利于事态的良性发展，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下，如何通过媒体发现自身的问题，如何更好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才是不少公务员应补上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