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

　　20日，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村民童贻鸿到北京市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因11月18日下午向楼下投掷砖头“导致一人重伤”，“钉子户”童贻鸿被当地警方通知做笔录。由于不信任当地警方，童贻鸿搭乘飞机赴京向警方“自首”。(《新京报》11月21日)

　　这种异地“自首”能够找到公平吗?我分析，情况可能有两种:一是，整个案件就由北京市朝阳区双井派出所办理，由于该派出所处在一个完全的第三方立场，应该可以获得信任。二是，尽管朝阳警方接待了童贻鸿的自首，但案件最终还是要移送武汉关山派出所办理。

　　拆迁户不信任当地警方办案是普遍的。一些地方的警方，在拆迁中已经成为政府或开发商的家T，拆迁中发生的案件由他们办理，他们必然帮官员和开发商说话，拆迁户不可能得到公正。问题是，在拆迁案件中，当老百姓不信任当地警方的公正执法，并且当地警方确实不应该被信任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为公民司法公正的诉求开辟一条救济渠道?

　　记得在民告官的官司中，浙江台州曾经首创了一个“异地审理”的经验，来规避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干预。那么，在拆迁纠纷中，我们能不能也来一个异地办理?比如，权力上收，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办理;异地办理，由拆迁户选择非辖区公安机关办理;如此，或许可以部分解决拆迁案件司法不公的问题，也免得拆迁户“赴京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