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自首”是公民自我保护的选择

　　童贻鸿，武汉人，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去北京，他不是去旅游或探亲，而是去“自首”。据《新京报》昨日报道，11月18日下午，童贻鸿面对30多人跟随拆迁车辆撕开自家楼下铁丝网，他选择向楼下扔砖头。一天后，当地警方称他的行为“导致一人重伤”，通知他到派出所做笔录。童大惊，不相信当地警方，专门坐飞机赴京向北京警方“自首”，并希望“能在北京找一位律师帮助”。

　　□单士兵

　　公民“进京上访”的事件，不陌生。不曾想，现在竟然派生出“进京自首”的选择。“进京上访”总是包裹着太多的无奈与悲怆，而“进京自首”，无疑也裹挟着一种沉重的无奈，同时，还有一些小小的“智慧创意”。恰是这种底层小聪明，传递出一种更加沉厚的苦涩与伤痛。

　　也许，北京是他寻求救赎与公平最值得信赖的地方。那一句“不相信当地警方”，那一份不惜财力的“进京自首”，足以明证，在公民与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信任关系的深度断裂。那么，到底又是怎样的力量，把公民选择免于恐惧的途径转向“进京自首”的尴尬呢？

　　必须承认，迄今为止，在这起事件中，谁也无法找到当地警方存在任何不公的瑕疵。所以，任何以“进京自首”为由去苛责相关警方，都很不理性。但是，公民童贻鸿不信任当地警方是事实，他花费不菲代价北上自首以及当地警方派人进京与北京警方接触也是事实。事实的结果，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一方忍痛花自己钱，一方花纳税人的钱。如果公民与权力之间有笃定稳固的信任关系，还需要支付这些代价吗？

　　那么，形成这种糟糕的不信任，怪谁？这些年，关于警察滥权与权力虚伪的丑事，恐怕让很多人除了惊悸，就是多了一些浅显的生存智慧。“进京自首”就是这样的选择。事实上，这两年发生在看守所里的那些非正常死亡，就离奇得令人无比惊愕。诸如“躲猫猫”、“喝开水”、“上厕所”之类令人不堪的死亡情境，足以让任何一个正常人对这类权力场域心生恐惧。特别是，在这类公共事件背后，相关嚣张与伪善的权力已经丢尽了脸，伤透了人心。“进京自首”就是因为无法预期地方司法力量的公正性，才把寻求救济的目光投注于更远的地方。

　　民意不可侮辱，民智不可轻忽。问题是，很多时候，民意已经过河，有些权力还在摸石头。不要再把“进京自首”的原因简单归为童贻鸿的不理性，或许那真的就是童贻鸿最理性的选择。这种做法是在寻求更大的更加独立的力量救济。而且，与很多“进京上访”不同，“进京自首”并不只是寻求更大的行政权力救助，而是力求不偏离于法治的轨道。

　　从这个意义说，童贻鸿到北京找警察找律师的做法，有悲怆，有无奈，更有清醒。这样的自我救济，值得每个人高看一眼。至少，当公民扔完砖头去自首，权力与法律也不能还在摸石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