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昆

　　11月20日15时，湖北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村民童贻鸿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因11月18日下午向楼下投掷砖头“导致一人重伤”，童贻鸿被当地警方通知做笔录。由于不信任当地警方，童贻鸿于20日赴京向警方“自首”。（11月21日《新京报》）

　　一个普通的农民，连夜进京“自首”，其态度之坚决可见一斑。值得关注的细节是，童贻鸿是先去见了记者，在记者的陪同下才去自首的。从这可以看出，相较于北京警方，童贻鸿似乎更相信北京的媒体。在我看来，童贻鸿“赴京自首”之举，更像是一次“行为艺术”。其目的，是为了在这次拆迁中，获得法律与权力的公平对待。

　　童贻鸿赴京先求助媒体再“自首”，在我看来这在情理之中。这些年，媒体日益强大，使得老百姓有了麻烦，往往会求助媒体。于是，去北京、找媒体、再自首，也就成了童贻鸿的必然选择。现在看来，童贻鸿的目的是达到了：媒体报道后，“赴京自首”成了热点新闻，也很可能成为全国公共舆论事件。

　　童贻鸿的遭遇并不复杂，由于和拆迁公司未达成协议，童家成了“钉子户”。按照童的说法，11月18日，他在顶楼发现三十多人跟随一辆破拆机来到楼下，他们并未表明身份，而是直接将童家拉在楼周围的铁丝网撕开，把破拆机开到楼边。若其说法属实，拆迁公司恐怕有强拆的嫌疑。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强拆迫在眉睫之际，童贻鸿胡乱往下丢砖头，以震慑拆迁者、保卫家园，也在情理之中。

　　武汉有句俗话叫“做笼子”，就是指一群人设好一个骗局，让不明真相者上当受骗。童贻鸿称，他扔下砖头后，当时他并未看到有人受伤，一天之后，民警就通知他去做笔录，因为他“把一个人砸得昏迷不醒，在医院躺着快死了。”当时没有人受伤，现在却有人快被砸死了，这怎不让童贻鸿浮想联翩？

　　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司法》中说，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暴力拆迁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源在于政府官员以政绩为本，在于地方的利益诉求，在于“卖地财政”，以及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在“知法犯法”屡禁不止的强拆背景下，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不信任本地警方与当地政府，遇事之后求助媒体、如“惊弓之鸟”直奔北京，自然并不奇怪。

　　童贻鸿“赴京自首”了，而媒体强烈地关注，他是否砸伤了人，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理，或许会得到警方与法院更加公平的裁决。但“赴京自首”毕竟是一个非常规手段，不仅童贻鸿要自掏腰包，还会增加两地警方的办案消耗。基于此，“赴京自首”当然不应被效仿。问题是，倘若不“赴京自首”，拆迁户们能获得公平正义吗？——这恐怕是司法机关与各地政府亟需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