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辉林

　　今年年初，江苏泰州海陵区在36个实权部门选择105名科长进行评议，将这些科长的姓名、职务、职能、公开承诺和联系电话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同时要求105名科长在规定的日记本上，记录每天的工作，分管领导每周对他们的“服务日记”进行“面批”。（11月22日《扬子晚报》）

　　与“廉洁操”一样，“服务日记”是一项注定要激活舆论的“创举”。因为其初衷的“貌似良好”与做法的“比较雷人”形成强烈反差，从不同角度观察则会得出迥异的观感。但揣摩“服务日记”初衷，终究只能陷入诛心之论；探讨其操作合适与否、实效如何，方有兴利除弊之效。

　　“服务日记”的服务对象与检查对象的错位，而且仅仅由分管领导“面批”、作风办抽查，“服务日记”就会变成为领导和检查人员“服务”的“功勋簿”。因为分管领导、作风办对于科长们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工作缺乏足够了解，科长们不会傻到把自己工作中的瑕疵或失误、把自己从“惠民工程”中渔利的“花边故事”等可能影响领导评价、内部评价的服务工作，写进“服务日记”。诸如“日记门”中的丑闻，更不会写进“服务日记”。

　　事实上，群众才是“服务日记”的最佳检验者。科长们每天做了哪些“服务工作”，这些“服务工作”有哪些是作秀，哪些做法欠妥，哪些真的惠及于民，“服务对象”即群众深有感触。提高“服务日记”的真实度，就应敢于将“服务日记”向服务对象公开，让他们检验真伪虚实，展开监督评议。

　　不得不说，即便“服务日记”货真价实，也并无多大必要。各种制度化的记载、总结、评说官员业绩的机会、场合，如各类总结、评比、考核、纪要，已然不少。只要将这些总结、考评、记录的内容、过程、结果向群众公开，就能将“服务日记”涵盖的工作展示出来并纳入监督。而“服务日记”的创举，将会额外增加行政成本。既然“服务日记”是为了破除官员权力运行梗阻，从而让好政策惠民利民，那么就不应满足于将官员的“功勋”报告给领导，而应加强群众对官员的监督，将群众评价纳入官员考核，让其真正做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