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曙

　　最高法、最高检等5部门下发《通知》，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调查取证，不但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而且要注重收集各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11月23日《京华时报》）

　　证据有两种，证明有罪、罪重的“积极证据”与证明无罪、罪轻的“消极证据”。让司法机关去替自己一手拿办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收集消极证据，大概有人为此费解。

　　事实上，这早已不是一个理念启蒙的问题，而是司法实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写得清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5部门日前联合下发的这份《通知》，只是对司法机关尽职尽责“收集无罪证据”的又一次依法重申。新形势下，进一步集体强化司法机关的这项法定职责，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近年来，影响恶劣的司法丑案频出，严重损贬司法公信力。考量这些案件的发生发展轨迹，共性之处就在于相关基层司法机关的“双向证据”意识都极为薄弱，不同程度乃至不同性质地存在“不对等取证”现象，更有甚者，人为销毁足以扭转案件命运的关键无罪证据。

　　制度设计层面上的公检法三方职能，原本应以证据为纽带，形成三道梯次“阐门”，每一个环节都被赋予纠错权力与纠错可能。但是，实践中的这条司法路径已经有所变形。

　　办案机关位高权重，取证条件得天独厚，他们往往比当事人更易收集无罪、罪轻证据。只有依法“双向取证”，并允许两种证据在司法路径上实现全程交锋，才能做到不漏不错、不纵不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