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网上有两篇报道比较引人关注，也确实值得关注。因为对有关现象的认识，关系到国家法制建设，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关系到公众的根本利益。

　　《南风窗》杂志的《警察被伤害后的立法冲动》一文报道说，一个名为“反袭警维权沙龙”的活动于10月29日在重庆市举办，部分警察接受了心理学专家现场进行的心理抚慰。就在一周前，重庆市警方还牵头召开了一次“反袭警工作研讨会”，该市政法委、法制办、高院、检察院、司法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律师纷纷发言：除了呼吁对受伤害警察进行法律救治，严厉打击暴力抗法者，还表示在过往案例中，警察受伤害后对犯罪嫌疑人的追偿权行使不够。

　　专家们表示：“老百姓对警察的支持是减少暴力袭警案件的重要力量，领导、单位应加大对警察的情感投入，关心其心理感受；同时警察也要提高自身素质，文明执法，减少执法过程中与当事人的摩擦。”重庆警方更表示，“在今后的暴力袭警案件中，对维权不力的单位和领导将对其问责或一票否决。”

　　这么多执法部门的领导，以及专家、学者和律师，对警察被伤害的原因，竟然是这样理解的，我怀疑他们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

　　如果是真不明白，建议读读另一篇报道：因违法征地被村民起诉，郸城县政府在败诉后仍然动用暴力强占耕地，村民被逼再度依法维权，试图阻止推土机推地，有个领导拿着喇叭不停的喊：“打死包几个钱（即赔钱），打不死自己瞧（指看病），郸城县政法委一领导则喊“该打打，十万八万都摆平了”。面对群众的维权行为，比如抵制暴力拆迁、集体讨薪等等，地方政府总是派警察打先锋，这是造成警民对立的根本原因。郸城县政法委领导这样身先士卒，倒还少见。

　　2008年10月，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披露说，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各地财政不断加大对公安的投入；而所谓“应急管理”，主要对付什么人呢？农民工集体讨薪，市民抵制野蛮拆迁，抗议环境污染，都叫公安出动——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而是用强力压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曾对记者说，广州公安搞应急演习，多次以“工人讨薪”为对象，“身为工会的工作人员，我们看了心里都很不舒服。”（见2009年12月19日《广州日报》）

　　去年，浙江工业大学学生杨济源在杭州德胜路抓小偷而被小偷刺死，记者在这一带采访时，居民和店家反映：这里的小偷胆子太大了。一姑娘说，一个小偷掏她的包，被她男友发现才住手，朝他俩翻翻白眼才不紧不慢地离去。这个情形让她愕然：小偷干了坏事怎么还能这么沉着冷静？

　　别看小偷没文化，小偷对社会风向的变化很敏感，一看警察顾不上自己了，行窃就更从容淡定了。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因为小偷猖獗，武汉的领袖城小区、江南村、华锦花园等多个小区居民准备豢养大型犬看家护院，有的忙着自备长剑、梭镖、砍刀等武器，准备与盗贼打一场“家园保卫战”。

　　警察是司法力量，却越来越多地、随意地被当作行政手段来使用；警察是保护民众的，却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对付民众；警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却频频被用来制造社会对立。社会矛盾激化，第一线的警察自然首当其冲，他们是错误的执政理念的牺牲品。如果执政者崇尚暴力执法，必然导致暴民的产生，警察的正当执法，也会遭到不分清红皂白的抵制，也不排除一些违法分子趁机报复警察。

　　“老百姓对警察的支持是减少暴力袭警案件的重要力量，领导、单位应加大对警察的情感投入”。专家的观点正确而肤浅。减少直至杜绝暴力执法，警察自然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一些深受群众喜爱的警察在网上走红就是明证。领导如果对民众有感情，就不会动辄叫警察对付民众，警民对立自然会缓解、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