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与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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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从事外事工作近半个世纪，从燕京大学投笔从戎、奔向延安，他曾陪伴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苏区采访，协助他完成了影响世界的《西行漫记》。
新中国诞生后，黄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了朝鲜和平的谈判，陪同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和万隆国际会议，先后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后担任外交部长。他在年逾九旬的耄耋之年写就的《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外交生涯》这部回忆录，记述了他一生经历的外交活动，见证了中国外交事业所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
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共事
1944年4月，日本为挽回在太平洋上的颓势，企图进一步逼蒋投降和彻底解决中国战局，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号战役”，即豫湘桂战役，两个月之内攻陷一百四十六个大小城市，打通了平汉路，占领了自河南至广西的大片土地。
1944年6月23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受罗斯福委派作为特使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他强调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结束战争和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美军也亟须得到华北和华中的准确军事情报，而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是军事需要，同政治问题无关。蒋介石只得勉强同意美方要求，批准观察组的建立，同意该观察组直接受驻华美军司令部领导，也同意包瑞德上校任组长。
在史迪威主持下，美军观察组迅速组成。人员来自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驻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
毛泽东、朱德和主管外事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同志对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投入许多精力。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其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我，马海德任外事组顾问。我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
观察组于7月22日、8月7日分两批飞抵延安，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在观察组到达后设宴欢迎。
美军派观察组常驻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事实上给予中共以某种官方的承认。
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
1971年10月25日晚，第二十六届联大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代表的第2758号决议。这是我国二十二年来同第三世界为主的国家共同努力斗争的重大胜利，是国际正义的胜利，昭示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从1971年11月到1976年12月的五年间，我任常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代表。此后六年我又以外长身份出席联合国历年大会。
联合国是国际最重要的多边外交平台，为各成员国外交官自由接触交往提供了方便。在我国进入联合国头五年，我代表团利用联合国的有利条件，同十几个国家进行建交谈判，并签订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公报。根据我国“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理念，我们重视同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的交往，我常常到挂有我国赠送的巨幅长城壁毯的代表休息大厅去同别国代表会见。非洲朋友特别高兴同我打招呼和交谈，他们反映说，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常驻代表从来不步入这个大厅。
联合国的工作对外交官的锻炼也是多方面的。在审议某个议题时，要面对一百多个国家代表。既要表明我国鲜明和坚定的原则立场，又要讲究外交斗争艺术和用语，不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国代表的发言特点是观点明确、道理透彻，集中批评超级大国的错误对外政策和霸道行径，因而受到广大第三世界和中小国家的赞许。
尼克松访华和我与基辛格在纽约的秘密联络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等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尼克松抵京后三小时，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和基辛格。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尼克松总统的来访，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创举。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缓和紧张局势，已成为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总有一天要实现。尼克松总统的讲话富有哲理，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此后几天，周总理同尼克松总统就两国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乔冠华副外长和基辛格继续商谈访问结束时要发表的联合公报。26日，周总理陪尼克松一行去杭州，27日到上海，双方就联合公报最后达成协议，28日正式发表，称为《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表明对“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持异议，同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和平共处。《公报》既陈述了中美双方的共同点，也用各自分别表述的方式将彼此的分歧讲得明明白白，创造了世界外交文书的新风格。
《上海公报》开始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但还有许多事要做，许多障碍要克服。由于我常驻纽约，基辛格建议在他和我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并行的，中美间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于是，1972年和1973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多次会晤是于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约的曲折进程
1972年9月，当菊花飘香、枫叶正红的金秋，我在纽约(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听到了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正式恢复邦交的喜讯。
在国际和两国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推动下，日本新内阁首相田中角荣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于9月25日率大平正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及52名高官乘直航专机飞至北京，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谈判。
中日两国历史上虽有一段极不愉快的岁月，但我国总理和日本首相经过多轮认真而坦诚的谈判达成了历史性协议。之后，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首相一行，气氛十分友好。29日，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间的战争状态，恢复邦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平友好关系。这一声明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新的篇章。
联合声明的第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光荣使命，即谈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任日后竟然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更没有料到，根据联合声明所进行的缔约谈判是那样艰难而曲折。从中日联合声明规定进行缔约谈判到最终完成，竟然整整花费了六个春秋的漫长岁月。
1975年10月3日，日本资深众议员小坂善太郎率团访华，邓小平副总理在会见该团时对中日缔约谈判和中国的原则立场作出了很好的概括。他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一定要写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中日缔约谈判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方面坚持的原则立场。如果日方感到为难，晚一些时间也可以。反正联合声明还在嘛，与其不明不白地作这样那样的解释，还不如暂时不搞为好，不能从联合声明的立场后退。
为表示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视，邓小平副总理决定亲自赴日本参加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和对日本进行访问。1978年金秋，从10月22日到29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到日本进行为期一周的正式友好访问。我和何理良陪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访日。随行的还有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夫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夫人等。
这是中国国家主要领导人自复交以来对日本的首次访问，受到了日本举国上下一致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超人睿智与高尚风范，得到日本人民的高度评价，有力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据《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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