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关于“举国体制”的争论结果如何，中国体育的发展体制都应当与时俱进，不能因为已经取得的成绩固步自封。事实上，“举国体制”也并非当初的铁板一块，它已经在一些项目上发生了变革，也一定会继续深化下去。

　　□本报评论员沙元森

　　广州亚运会渐进尾声，中国代表团毫无疑问地高居金牌榜榜首。有人在网络上戏言“亚运会就是让亚洲朋友来中国听中国国歌的单曲回放”，此前新华社记者杨明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提出“淡化金牌，强化国人体质和健康，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

　　由此引发的争论沸沸扬扬，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存废也成为焦点。《北京晚报》11月23日刊发评论《杨明先生不必气急败坏》，指责杨明“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对立起来，将举国体制培养运动员参与竞技赛场贬得一文不值”。“举国体制”应该走向何方确实值得认真和充分地探讨。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以行政力量主导体育资源的配置，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最终打造“高精尖”精英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争取最优成绩。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赛场上取得的成绩基本都得益于此。在特殊的年代，这些优异的成绩也曾经振奋了民族精神。到了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坚持“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摘金夺银，已经罕有敌手。

　　有人把这些数不胜数的奖牌看做是“举国体制”的成功，而事实上我们不过是用国家财政供养的专业运动员与绝大多数国家的业余运动员进行对抗。这种胜利实在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即便是胜利也通常集中在举重跳水射击等影响力比较弱的项目上，而“三大球”等深受群众喜爱的球类集体项目在“举国体制”下的进步微乎其微，甚至是不进反退。与其说“体育大国”不如说“金牌大国”，离“体育强国”的目标更是相差甚远。国际赛场的金牌大丰收掩饰不了国民体质不断下滑的尴尬。事实证明，“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没有有效地带动全民体育。

　　饶是如此，为什么还有人要死守“举国体制”？主要原因可能是在国际赛场“扬眉吐气”的虚荣在作怪。之所以说“举国体制”的金牌大丰收是虚荣，因为这种以专业对业余的胜利对外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对内也不能让自己心安理得。况且，体育比赛并非国与国的战争，非要把国家的尊严捆绑在上面，也只能给竞技体育增加不堪承受的压力。像广州亚运会上的马尔代夫女篮，一支完全业余的球队，大比分输了球就有损国格了吗？恰恰相反。反倒是那些为了金牌无所不用其极的人才会让人觉得可怜。

　　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中国体育的群众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薄弱，基础体育设施和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口也都有很大的差距”。这才一语道破了中国竞技体育的最大隐患。正确的体育发展体制应该是以群众体育推动竞技体育，没有群众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国民体质的全面提高，只想依靠少数精英运动员维持国际赛场上的地位，财政上不计成本的高投入也只是在建一座“空中楼阁”。这种依赖于财政输血的体育发展模式不仅加重了国家的负担，也限制了对竞技体育经济功能的开发，使得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市场化、职业化取得发展的项目裹足不前。个别管理部门仍然坚持这种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模式，或许有一种心理依赖，或许有人舍不得因此得到的个人利益。

　　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的改革，最终都要关系到利益的调整。改革当前的“举国体制”，就要把更多的体育资源优先配置给社会大众，同时减轻竞技体育对国家财政和纳税人形成的负担，这必然会削弱个别管理部门的权力和少数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改革的呼声遇到强烈反弹，也在意料之中。

　　无论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中国体育的发展体制都应当与时俱进，不能因为已经取得的成绩固步自封。事实上，“举国体制”也并非当初的铁板一块，它已经在一些项目上发生了变革，也一定会继续深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