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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阿强选了个吉日，在市中心一家酒店举办婚礼。我和阿强关系不是特别密切，但碍于面子，那天，我还是装了个200元的红包去赶场。

　　我到得较迟，在迎宾处将红包递给“账房先生”后，随之被要求佩戴一个特制的绿绸条。

　　引座小姐浅笑盈盈地带我到大厅一楼入座。举目望去，在那里吃得热火朝天的都是大伯、大妈和小朋友，单位的几个女同胞也散见其间。

　　我刚坐定，后来的同事老赵叫我上楼一起坐，猛听见祝福新人的音乐响起。我刚站身举杯，服务小姐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上前轻声问：“先生，请问你是‘新人’家什么人？”我答：“同事呀！”小姐脸上仍挂着笑，提醒道：“请看你带的条，与同桌的人有什么不同。”我不乐意了：“甭看我的条，坐哪儿怕不属于你管辖吧？”小姐不干了，神情认真地说：“您算说着了，我们只看条服务。这里都是‘金条’；你是‘绿条’，就应该到下面去。”

　　悻悻下楼时，只听见那个小姐对另一个嘀咕：“这是第二个上楼‘混吃’的。知道楼上是贵宾部，菜要高级些，等下还要另派大礼。幸亏我眼尖，逮了个正着。”

　　这场酒席，我吃得索然无味。第二天才知道，阿强把来客按送礼金的多少划分成了“金、红、绿”三个等级。我只送了200，被定末级，应该坐一楼的散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