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田 泳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对文化权利的理论内涵做了阐述。概括说来，文化权利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二、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三、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四、文化成果受保护的权利；五、进行文化选择的自由权利。

　　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这一公约并在2001年获全国人大批准。自此以后，文化权利问题日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关注。

　　2000年11月，首届深圳读书月期间，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是文化发展根本目的”的理念，成为全国较早关注市民文化权利的城市之一。十年来，深圳着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程度，从而也使深圳在进入新世纪后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高。

　　今天，“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已成为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之一。文化决定一个城市的品格，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影响着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深圳在未来发展中该如何保障和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化蓝皮书：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主编张晓明先生。

　　标志着深圳会出现一轮新的思想解放

　　记者：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的评选可以说是给而立之年的深圳画了一幅精神肖像。您怎么评价这个活动的举办？

　　张晓明：深圳能把30年主要的理论观念拿出来评选是一个很好也很有意思的做法，说明今天的深圳仍具有较浓的创新意识，深圳把思想观念的创新看成一个最重要的创新——观念是枢纽，枢纽变了，一切都改变了。深圳总结反思30年改革历程，从观念形态上发现哪些能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基础，这标志着深圳会出现一轮新的思想解放，也可能预示着深圳将走出一条体制创新的路，开辟出新的发展模式。

　　记者：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的时候，深圳创办了首届“读书月”。深圳还在全国率先提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是文化发展根本目的”的理念。此次，“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成为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之一，您怎么评价深圳这种文化上的自觉和努力？

　　张晓明：深圳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商务活动非常活跃，在这样的城市最容易形成文化沙漠。我想，当初深圳应该是深感自己文化资源的贫瘠，文化氛围不浓、文化消费不活跃，希望用这样一个概念去激发城市的文化活力，这种文化上的自觉和努力是非常好的。一个城市要获得持久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需要文化上的自觉。一个城市有这样一种自觉，肯定提升很快，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只知道赚钱的、庸俗的城市。

　　我们应该注意到，深圳有一个文化资源是别的地方不具有的，它是移民城市，多元文化聚集，有宽容和创新的精神，没有偏见，这种文化上的自觉和努力会使它逐渐成为一个有品位、能够不断提升和超越自己的城市。

　　深圳文化进一步发展需要内生的动力

　　记者：深圳提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已经十年。近年来，一批重点文化设施相继落成，深圳的读书月也已坚持十年，深圳以政府文化行为为主体，充分调度和配置各种文化资源，保障和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您认为在这方面，深圳还应该注意什么？

　　张晓明：现阶段中国老百姓的文化消费能力还是较差，文化消费的需求也受到普遍的文化教育水准的影响。像阅读这种文化消费行为需要相当的训练和积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推动阅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认为现阶段深圳以这个模式去发展文化、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已很成功。但深圳还要往前走，就需要内生的动力，需要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记者：这种内生动力来自何处？再往前走，深圳该如何做？

　　张晓明：文化权利是由创造、生产、传播、消费等过程实现的，权利的主体是一个个市民。我们现在很多权利讲的其实是公共文化服务，即不能通过市场由权利人实现的那一部分。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对市场失灵部分的一个弥补，它是确实需要财政来支持和供养的文化活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权利主要是通过市场，以个人为主体实现的。

　　我认为，深圳现在应更加关注个人可以通过市场实现的文化权利这一部分——这可能是更为基础性的东西，也是深圳未来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我国的文化生产机制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大部分的文化消费需求可以从市场得到满足，文化权利的实现也从传统的计划、自上而下的形式走向了自下而上的市场化的、自发而分散的实现方式，分散化的文化资源配置机制取代了过去集中化的文化资源的配置机制，权利的主体由国家转变为普通市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实现了普遍的转型，深圳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这方面的努力和成绩有目共睹。

　　但我认为，今天我们再谈“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关注点不应该是这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深圳未来十年、三十年应该更关注可以通过私人消费、由市场来实现的个人的文化权利。从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深圳提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更大限度地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记者：通过市场来实现的文化权利，最重要是哪些方面？

　　张晓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化生产权和文化创作权。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应该关注市民文化创作、生产权的实现。有了文化创作、生产权的实现，才会有真正的文化繁荣。文化市场繁荣了，国家和政府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工作，以弥补市场失灵部分。

　　财政多花钱、自上而下地满足市民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我认为这只是部分地满足了文化权利，因此是“部分的正确”。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完善也是中国最前沿的改革区域，这方面也应该走在全国前列——开放文化市场，实现文化生产、创作的繁荣，更大限度地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

　　记者：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

　　张晓明：粗略地讲，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深圳是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不断扩大、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改革的每一个成果就意味着市民文化权利的扩大和落实。改革每天都在推动市民文化权利的扩大，深圳应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为全国做出新的表率，除了相应的配套政策，还应该率先立法。二、把实现文化权利的关注点从文化消费转移到文化生产和创作上，因为原创才是文化繁荣最根本的源泉。三、把文化发展的动力逐步从政府转向市场，变成一种内生性的动力，不仅尊重每一个市民的文化消费权，更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个人的创作权、生产权，只有这样文化消费需求才能真正得到满足。我认为只有通过自由地创作生产出好的内容，才能真正满足文化消费需求，市民的文化权利才谈得上是真正意义的实现。深圳可以在文化原创方面在国内做出贡献。

　　深圳的文化市场在全国开放得还是比较早，也很活跃，深圳经济发展好，市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文化相对多元，这都是深圳的优势。可以这么说，在“实现市民文化权利”这方面，深圳才刚刚开题，还大有文章可做。

　　深圳正成为追求文化价值的城市

　　记者：这次评选出的十大观念中，从上世纪80年代的“时间就是金钱”到今天的“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是否可以看出深圳这座城市今天的精神高度和城市定位？您怎么看待深圳的这种转型？

　　张晓明：“时间就是金钱”是前一个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集中表现，在当时具有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使得我们这个国家以时空压缩的方式迅速地推进了现代化。但是新的发展阶段有新的发展需要，不能一味地“加快”发展，而是要“又快又好”地发展，因此，值钱的就不仅仅是时间了。我认为像深圳这样的城市，现代化的任务大体已经完成，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的需求和前一阶段是很不一样了，需要放缓脚步，赋予工作以意义，提高生活的品位，让城市更适于居住和生活。在这个阶段，提倡“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就非常有意义，关键是如何落实。

　　深圳人今天推崇“实现市民文化权利”、“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可以看出深圳没有成为一个只追求经济目的的城市，而把自己提升为了一个追求文化价值的城市。这是价值动机的转变。

　　我认为这是一个发展方式的转变，深圳正从一个追求ＧＤＰ的城市向一个追求更均衡发展、可持续性的、更有包容性的、更有价值的增长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