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盏汽灯，简易的茶室忽明忽暗。“天作保来地作保，陈桥扶起龙一条。昔日打马过金桥，偶遇先生八卦高。算得孤王八字好，后来必定坐九朝。”锣鼓声中，滇剧《斩黄袍》的唱腔在台上伶人们的一招一式中流转。台下，3岁的李鸿源坐在茶桌前瞪圆眼睛、竖直耳朵，似懂非懂，却又如痴如醉。作为家中“老四”，父亲认为李鸿源这个孩子最有艺术禀赋，便总牵着他去茶馆听戏，没想到因此成就了一位著名的花灯艺术家。作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承人之一，已逾古稀的李鸿源用花灯奏响了一曲优美的“命运交响”。

　　

　　玉溪花灯剧《冤家亲家》在今年春节期间登上央视荧屏

　　记忆

　　殷实之家的“戏魂”

　　玉溪聂耳大街北面、凤凰路第三人民医院对面，或者玉溪花灯剧场后面，曲折迂回找到两栋民房，李鸿源的家就位于玉溪花灯剧团家属区。伫立在六七栋居民楼前，偶尔几声清亮的嗓音划破午后的宁静。“李老师！”在李鸿源老师的带领下一路前行，不断有人打招呼，都是花灯同行，或老，或少。

　　玉溪花灯是首批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南花灯。作为云南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之一，致力于花灯戏曲作曲的国家一级作曲家李鸿源，是一本“花灯活宝典”。

　　进门，泡上香茶，背对玻璃窗，在一张竹编躺椅上坐定。“一开始，并没想到要将花灯当谋生的手段。但最后，可以说是花灯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花灯。”今年已经73岁的李鸿源早已退休，可他并没有“隐退”，因为“回不去了”。

　　“澄江才是我的老家，我的根在那里！”李鸿源老人说，他的童年是在澄江度过的。上世纪30年代初，李鸿源仅有三四岁，记忆中的家就在澄江县城北门一栋老宅里。这是两进两天井结构的云南民居，住着一个殷实的家庭，世代依靠收田租营生。闲暇之余，爷爷一代有喝茶看戏的习俗。至父亲李寿一代，尤爱看戏，其中主要以滇剧为主。“我父亲是一个票友。”他说。

　　几盏汽灯，简易的茶室忽明忽暗，“天作保来地作保，陈桥扶起龙一条。昔日打马过金桥，偶遇先生八卦高。算得孤王八字好，后来必定坐九朝。”锣鼓声中，滇剧《斩黄袍》的唱腔在台上伶人们的一招一式中流转。台下，3岁的李鸿源坐在茶桌前瞪圆眼睛、竖直耳朵。旁边的父亲小呷一口清茶，咂咂嘴唇，微眯着眼睛，晃着脑袋，用指关节敲打着节拍，小声和着伶人吟唱……

　　

　　今年初，玉溪花灯剧《典妻》在伊朗上演

　　命运

　　花灯谱成的“交响”

　　这些街头茶室听戏的片段一如昨昔。作为独子，父亲先后娶了两房。上面已有三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李鸿源在家中排“老四”，因为父亲认为他在几个兄弟中最有艺术禀赋，所以跟随父亲去听戏的机会最多。

　　父母卧室的墙壁上挂着各种各样的乐器，三弦、胡琴、小五琴、中阮……茶余饭后，他便在这个卧室里，由父亲教导着，模仿各种滇剧名段。还未上学，《斩黄袍》、《三娘轿子》、花脸《包公》等剧目，他都能完整演唱。“我声音虽然不怎么样，可乐感好！音准！”李鸿源说。

　　大娘会吹笛子、口琴，亲娘会吹竖笛，二胡、三弦……父亲会的乐器更多。儿时，李鸿源听两个已经在昆明上学的哥哥说，家里在昆明五成路保和巷还有一个四合院。父亲偶尔在家里消失，就是到昆明四合院，与“票友”、“玩友”一起娱乐。在昆明的家中，乐器更具规模，除了一般的弦乐，甚至还有锣、小鼓、钹等打击乐器。

　　在一家人的熏陶下，李鸿源不仅会唱，还会拉二胡等乐器，几个兄弟也都会吹拉弹唱。然而，1938年9月28日中午时分，日本9架敌机由东而来，飞至昆明市潘家湾、小西门、昆师、昆华中学，投弹28枚，炸死6人。“在这场轰炸中，昆明的老宅被完全炸毁，父亲几代人收藏的乐器也被毁。”他说。

　　“我当时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根本没想过从事这个。”李鸿源说，中学毕业后，他因成分问题中断学业，被分配到供销社工作。两三个月后，他被县公安局抽调去宣传队，与澄江滇剧团的演员一起创作宣传“三反五反”运动的花灯剧目。而此时，一开始就带有强烈草根色彩的花灯观众面更广，更普及。1955年，玉溪花灯剧团将他调到玉溪，主要在花灯剧团里从事二胡伴奏。

　　尽管能唱、能演、能演奏，但因为刚到玉溪时口音很重，李鸿源的演唱成了问题，最后只好专注于伴奏，并在欧阳璋等老师的指导下，从事花灯音乐和歌曲创作。因为他熟练掌握花灯音乐的源流、曲牌，《金沙江畔》、《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作品相继诞生。

　　[1]

　　

　　花灯剧演员在演出前向观众发放宣传单

　　烙印

　　处女作是越战歌曲

　　这些都不是处女作，李鸿源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署名“李宏源”。

　　傍晚时分，昆明南屏街头，几名年轻人向过路群众发放歌曲“宣传单”，一名年轻人一边激情演唱，一边指挥台下群众合唱：“中越人民好兄弟，中越两国好邻居。革命互相支援、建设互相砥砺……”上世纪60年代，走上昆明街头，教路人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这至今仍是李鸿源记忆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964年，中国音协、云南音协在昆明合办了一个作曲干部进修班，中央音乐学院来了几名知名作曲专家亲自授课，李鸿源作为玉溪的代表参与。30多个同学中，后来出了不少有名的作曲家，如当年的班长，就是创作出《北京有个金太阳》等多首著名歌曲的大理白族人禾雨（原名段树荣）。

　　一天课后，老师在黑板上留下一首从同学中甄选出的优秀歌词，让五六个同学分别为这首《中越人民好兄弟》谱曲，结果李鸿源的曲子脱颖而出。后来，干修班选取了学生的优秀歌曲汇编成作品选，其中就有他的《中越人民好兄弟》。这些歌曲被印成传单向群众发放，作曲者亲自走上街头教路人演唱。“这首歌曲才算是我的处女作。”李鸿源说，“当时，《边疆文艺》选登了禾雨和我的歌曲，发了6块钱的稿费，这在当时已算很多了。”至今，李宏源的朋友去越南旅游，回来还跟他聊起，曾在中越边境上还听到有人演唱这首歌曲。

　　时隔多年，李鸿源血液里的激情仍未消逝。2005年9月15日，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玉溪欣赏李鸿源先生指挥的聂耳乐曲，曾高度赞扬了李鸿源的指挥技艺和艺术水平。

　　

　　花灯是云南“文化广场”的一朵奇葩

　　困境

　　“可惜缺乏好嗓子”

　　“可惜！”李鸿源说，玉溪花灯以其戏剧性见长，缺乏“好嗓子”一直是其短板。谈及青年演员的缺乏，他说：“赚不了钱，好嗓子都唱流行歌曲去了！”在当前价值观的冲击下，许多艺校的年轻人对戏种的了解、认识自觉性不强，舞台实践更是匮乏，传承花灯举步维艰。

　　如今，玉溪老街上的铺路石块仍保持着原样，只是更加光滑、圆润，曾经听花灯的茶馆已经被麻将馆取而代之。每天早晚，李鸿源散步在聂耳广场，在这里可以见到中老年群众表演花灯，大家也都向他积极请教。如何让年轻人爱上花灯？花灯也如所有的传承艺术，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

　　据史料记载，云南花灯起源于明代或更早一些时候的民间“社火”（在节日扮演的各种杂戏）活动中的花灯，流行于全省各地和四川、贵州个别地区。由于各地语音有别和艺人演唱的不同，流行在不同地区的花灯又受到了不同的曲种、剧种或民歌小调的影响。其中，玉溪花灯是玉溪的主要地方剧种，流行于玉溪市内红塔区和澄江、华宁等县，以红塔区最盛，其剧目分为唱调、小戏以及各种新灯剧目等。

　　“专业水平要提高，要有档次！”作为花灯传承人，李鸿源感觉肩头担子沉重。他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花灯创作也要逐步“脱掉草根”，这就要求花灯从业者有更高的素质。但这又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在吸收其他地区花灯特色的时候保留玉溪花灯的“根”？让花灯在走“上层路线”时，也走“广场文化”路线，利用各个地方的广场活动向市民普及花灯。

　　老伴是玉溪花灯剧团的退休人员，儿子在云南省花灯剧团，国家二级作曲家；孙女、孙子乐器很在行，五弟发明了四耳胡……花灯事业通过李鸿源的血液得到延续。“我现在眼睛不太好使了，期望能活到八十岁，创作出新的更好的作品。”李鸿源老人说。

　　■新报对话

　　新报：云南花灯是以云南各个地方的方言进行表演的，你觉得语言障碍是否会制约其发展？

　　李鸿源：玉溪花灯时常在全国乃至国外演出，演员在这些方面是会有一些顾虑，例如，云南方言叫鞋子音同“孩子”，这可能会产生歧义。但我觉得这不会影响到其整体发展，因为民间和民俗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要以方言的载体来表演。上次广州搞中国戏剧节，我们去演出，当地观众反响就相当热烈。

　　新报：花灯为何没有像京剧等剧种一样，走向全国各大电视荧屏？

　　李鸿源：这里面有商业的因素，更直接地说，有收视率的因素。但我觉得，丰富的和健全的电视荧屏上，不该忽略我们这些民间和民俗艺术形式的存在。这就需要你们媒体多呼吁多引导了。如果能够在云南开一个类似中央电视台十一套一样的专业戏剧平台，花灯演出可以录播，花灯的观众就会多起来。

　　新报：玉溪花灯为何能“独树一帜”？

　　李鸿源：玉溪花灯以戏剧性见长。多年来，玉溪花灯能够继承发展，首先玉溪的经济在云南从古至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是经济推动了花灯的发展。其次，这跟历届政府的重视分不开。

　　

　　三岁开始听戏，如今已年过古稀，李鸿源对玉溪花灯依然热情不减 本报记者 孙兵 摄

　　人物档案

　　李鸿源 汉族，1937年出生于云南省玉溪市，国家一级作曲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灯艺术主要传承人。曾为《莫悉女》等200多出花灯剧目设计音乐和唱腔。1996年3月，与李明共同创作花灯戏《金银花·竹篱笆》，获得文化部优秀音乐奖；以花灯剧《情与爱》获得文化部第三届文华音乐创作奖。创新总结出花灯谱曲套用装饰、重点突出、一曲多变、曲牌连接、摘句集曲、多声色彩等6种技法。主要论文有《花灯音乐作曲技法探析》等10余篇，主编40万字的戏音集成云南卷丛书《玉溪花灯音乐》，出版了个人专集《李鸿源花灯音乐作品选》。2006年被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授予“云南文学艺术成就奖”。

　　生活新报 记者 陈会菊 实习生 吉瑗熙/文

　　除署名外为玉溪花灯剧团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