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谢岚 编辑

　　我们看过许多所谓二战时期的影片，都是后来拍摄的。对于同时期拍下的影片，实际上十分陌生。那些不得不妥协的人们，不得不忍受屈辱的人们，到底是怎样的心态？他们如何自处？

　　二战中的法国，属于“沦陷区”。当时，有一部影片，既引起维希政权的不满，又招致地下抵抗成员的抨击；既在占领者的德国被禁，又在解放之后的法国遭到禁播，导演因此被取消拍片资格两年。它便是亨利-乔治·克鲁佐在1943年拍摄的《乌鸦》。

　　我们看过许多所谓二战时期的影片，都是后来拍摄的。对于同时期拍下的影片，实际上十分陌生。那些不得不妥协的人们，不得不忍受屈辱的人们，到底是怎样的心态？他们如何自处？尤其是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

　　导演克鲁佐也是该片的编剧，1907年生。此人最早的志向是做一名外交官，后来重新选择当了文化人，最初写电影评论，后来成为电影编剧，主要是写些轻喜剧。在这之前导演过《凶手住在21号》，一举成名。所以，《乌鸦》首先是一部精彩的悬疑惊悚片。

　　“乌鸦”的来信

　　故事发生在法国一个小城镇。来自外地的杰曼大夫收到了一封署名“乌鸦”的来信，信中称：“你这个色鬼，不要再和沃尔热的妻子混在一起，我一切都会看在眼里。”沃尔热是当地一名精神病大夫，妻子叫劳拉，清纯俏丽。

　　接着，沃尔热与劳拉夫妇都分别收到了来自“乌鸦”的信件。信是用印刷体写成，看不出手迹。

　　很快，这个小城不同的人们都收到了这类信件，从政治人物到医院的同行、病人等。每封信里都揭示了这个人的某项丑行，也没有忘记顺便捎上杰曼大夫。信中的内容有鼻子有眼。看来“乌鸦”真是像它自己所声称的，一个无所不知者。

　　匿名信像热病在小城蔓延，温度越来越高。劳拉的姐姐玛丽·柯宾独身，在医院当护士，长得瘦骨料峭，说话凶巴巴的。她对妹妹来医院过勤表示不满，揭穿其是为了能够见到杰曼大夫。玛丽成了人们的主要怀疑对象，不久被拘捕。

　　克鲁佐说，这部影片受到一个真实故事的启发。自1917年至1921年，法国科雷兹省杜勒市一个老处女安琪·拉瓦勒，先后往省政府写了一千封信，专门披露他人隐私，弄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宁。她自称“火眼金睛，无所畏惧”，被抓获法庭受审时，穿了一身黑色丧服，“乌鸦”因此得名。

　　然而影片并没有停留于此。玛丽·柯宾被捕之后，“乌鸦”照样出没在人们当中。又一轮调查开始了。更多的怀疑对象进入人们视野。比如与杰曼有过一夜情的妖艳女子丹尼斯，还有一个十四岁戴眼镜小女孩罗兰德。

　　整个影片无时不刻弥漫着诡异气氛，许多细节都可以做多重的理解。每一个人物个性鲜明，这些奇奇怪怪的人们加在一起，更为扑朔迷离。

　　继而发现，“乌鸦”的起始，竟然是谣言的受害者劳拉本人。她对杰曼医生产生好感，写信想引起对方注意却没有任何反应。恼羞成怒之下，她写了第一封匿名信攻击杰曼。

　　但这不是影片的谜底。

　　第一封信的确是劳拉写的，但自第二封信开始，写信人却多了一个，那便是劳拉的丈夫精神病大夫沃尔热。他才是整个故事的真正推手。

　　那个年代正是精神分析学盛行的年代，这部影片也拥有一个心理学的底板。在这一点上克鲁佐可以与希区柯克相媲美。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有过心理创伤，从而留下心理痼疾，某种阴影会伴随他一辈子。人们的内心，远非一个光明朗照的场所，甚至是一个藏垢纳污之地，人们的行为，也由此劈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愿意给人们看见的，体面光鲜的；另一方面，则是需要隐藏的，晦涩的，不想被人知道。

　　不同人们接到的信件就成了这样：

　　——“你这个老酒鬼，酒精已经蒙蔽了你的眼睛，你看不到杰曼在怎么样败坏你医院的名声，也看不到会计怎样炮制账本。伯尔尼，你这个人渣问问他是怎样帮助他的朋友格里奥赢得1月15里的投标的。”（给主治医生、医院院长）

　　——“你这个老骗子，你与堕胎医生杰曼关系很好继续保持，你可能会需要他的帮助，如果你的女儿继续在主治医生的办公室混的话。”（给格里奥医生）

　　——“懒惰的家伙。你管理这座被杰曼污染的城市，这就是我的三点控诉：第一，杰曼行为放荡；第二，杰曼在从事吗啡交易；第三点，你戴了绿帽子。”（给市长）

　　市长是当着其他人拿出“乌鸦”的这封信。其中第三条未等他本人念出，周围的听众已经报出。因为“这些谎言中也包含有一定的事实。”

　　这些信件由丈夫口授，由因为爱情而陷入疯狂的妻子书写。大夫本人解释这个悲剧在于“年老的丈夫娶了年轻的妻子，年长日久，他们成了朋友。”

　　作为心理片，克鲁佐比希区柯克走得远。他不是简单地描写一个心理病人（劳拉），而是同时将解剖刀伸向了其他许多人们。

　　你知道你属于哪一边吗？

　　我敢说，这位导演绝无任何政治上的野心，这从他后来拍摄的影片《犯罪河岸》、《恐惧的代价》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它们同样是心理悬疑惊悚片，克鲁佐在这方面有着乐此不疲的兴趣和探索。

　　他只是凭着一个导演的本能在做事。正是因为这个本能如此单纯，如此纯粹，甚至到了对周围世界不闻不问的地步，因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从而释放出不同寻常的能量。

　　首先，凭着导演的本能，他没有迎合纳粹意识形态及美学的需要。

　　纳粹在美学上远非以杀人见长，而是有着几乎一整套美学词汇。比如追求崇高、健康、力量和欢乐，在画面上则追求光洁光鲜、朗朗乾坤，气势如虹、高屋建瓴，排斥阴郁、黯淡或任何粗糙不齐的东西，尤其是人性中那些除不尽的余数，认为它们是晦涩的，不能通往任何目标和结论。

　　在这部《乌鸦》杀青之前，法国恰恰出现了这么一部影片，美轮美奂，光滑如水，戈倍尔对此大加赞叹，特地下令标举其为法国电影的榜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月后，已经是剧本部主任的克鲁佐，弄出这么一部直捣人性阴暗面的影片来。歪打正着还在于，盖世太保事业的一部分，依赖于人们的告密，这部影片恰恰拥有一个关于告密的外表。

　　地下抵抗运动对这部影片表示拒斥，也可以理解。这部影片就像当年上海孤岛时期的影片，属于敌伪区的文化，因而天生带上了通敌嫌疑。影片中没有一点高昂的抗敌意志和行动，反而是一堆“丑陋的法国人”，生活在一个令人压抑的小镇环境当中。在同仇敌忾的年代，这部影片实在不出力、不帮忙。

　　维希政府和他的人民不高兴，这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评论家们在报纸上大加攻击，将它说得一无是处。另一方面，票房却是十分火爆，他导演的天分是多方面的。

　　那是一个被强权蹂躏的时期，这种蹂躏必然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法国民族”。强权的秩序，强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道德和精神上面；强权的运行和落实，必然是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可、配合、合作，它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人们不能没有生活来源，每个人有权利活下去，但，这就是那个残酷的事实——

　　强权之下，人们在生活的源头上遭受了污染，在构成生活的根基的一切方面——从物质资料来源到人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道德、精神生活，都无不打上那个羞耻的烙印。

　　因而人们便生活在双重秩序当中：一个是大秩序，由强权者所安排和主导，另一个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个人小秩序，它吸附、寄生在大秩序之内。这两者互相依赖，互相交换，胶合在一起。没有这一个个的小秩序，大秩序不可能存在。

　　而某个人若是从某天开始不想忍受了，他想要转身面对大秩序，但是他首先遇到的障碍，却是他自己的小秩序，是他在大秩序下给自己安排的生活。他若是完全不考虑变动自己的小秩序，不考虑变动自身小小的精神秩序和道德秩序，那么他不想动大秩序一根毫毛，反而会亲近它、想法设法为之辩护，说到底是为自己辩护。

　　为自己的合作而开脱，这是每个人都守藏着的自身秘密。他只有靠了这个秘密才能够活下去，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因此，这个蹂躏的、残酷的时代，还是一个密不通风的严防严守的年代。不该问的不问，也不说，人人心知肚明。

　　这一整套防范的链条，开端一节在每个人自己手里。只要他不去查看自己，不去询问自己，不去面对自己，不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总之，不去寻找作为个人的起点，个人的尊严，那么，他就有可能在这个秩序中混下去，整个链条便通过他而连贯起来。

　　他不习惯“问”和“被问”，对任何方向上来的“问问而已”，都抱有一种厌恶心理，认为那仅仅是一只讨厌的乌鸦，打断了他愿意耽溺于其中的梦。不管问什么，实际上问出来、勾勒出来的永远是他自己，而这恰恰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他很难发现——看似乌鸦体内的黑暗，原来来自他本人；看似乌鸦身上的“污点”，其实是这个人不愿意正视的自身内部。

　　“乌鸦”泄露了秘密，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它也教人转过身面对自己，熟悉自己，不要忘掉自己。而对人们自身生存的小秩序提出挑战，也就顺便触动了那个大秩序，由此而披上了一些政治色彩，具有一些政治含义。不管它实际上多么微薄，需要放大镜才能够找到，但是人们凭自己生存的本能，都能够嗅得到，感觉得到。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极端年代，哲学可能蕴含着一些特殊的力量，思考和反省可能蕴含着一些特殊的力量，在萨特、让·考可多等文化人的呼吁下，《乌鸦》解禁。法国新浪潮大师特吕弗酷爱这部影片。他称自己在“解放前”（1945年前）就看过五六遍，尽管片中对话大概有“100个词汇”，作为孩子的他不明白。解禁之后他“每年也会经常去看上几次”，能够背诵影片的全部台词，比如沃尔热医生说的：“善是光明，恶是黑暗。但是它们各自从哪里开始，又从哪里结束？它们的边界又在哪里？你知道你属于哪一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