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攀（河南商报评论员）

　　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我国将逐步减少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计划到“十二五”末，把个人承担看病费用的比例减至30%以下，达到国际水平。（详见今日本报A05版）

　　这对深受看病贵之苦的老百姓来讲，无疑是一个福音。但更值得期待的是，看病总费用也要降至国际水平，与国际接轨。

　　看病贵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负担比例过大，二是看病总费用过高。与国际水平相比，我们的看病贵不仅体现在个人负担比例大，更体现在看病总费用过高。

　　以感冒为例，在国外，很多感冒属于“不治之症”——不需要用药，靠自身产生的抗体去恢复。可在国内，这个“不治之症”动辄要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所以，解决看病贵难题应当做到“双降”：降低个人负担比例和降低总费用。如果仅降低个人负担比例，而不减少总费用，那么即便个人负担比例降了，也会影响根治看病贵的效果。

　　而事实上，相比降低个人负担比例，总费用降起来更难。面对医院和医生，患者没有议价权，甚至没有选择权；国家每次药品降价，降价药总能被未列入其中的新药替代，可见这个行业肢解国家政策善意的能力；医疗红包、回扣现象，尽管国家严厉打击，甚至以受贿罪论处，但仍旧屡禁不止，而这恰恰又是看病贵的关键原因。

　　因此，卫生部在降低个人负担比例的同时，也要采取强力措施降低总费用。降低个人负担比例，只要增加财政投入就可以做到，但降低总费用，需要更多的政策智慧。

　　此外，还要让这个目标成为人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实惠，而不是部分人的实惠。千万不要像很多社会经济指标那样，在总体上达到某一个标准，可事实上，很多人属于“被增长”、“被幸福”。如果在“十二五”末，很多人觉得个人负担比例属于“被降低”，那无疑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