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春 成都商报评论员

　　近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考古学会第13次年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谈到备受争议的河南安阳曹操高陵考古发掘时说，考虑到地方利益、经济利益和旅游前景等，有些地方高调宣传要挖刘备墓、孙权墓等名人墓，有的报道便和安阳的曹操墓联系起来。同时，一些与曹操高陵完全无关的东西也被一起炒作，于是有人认为，陕西有“周老虎”，河南也有“周老虎”，这就是曹操墓，全国各地都应当有各地的“周老虎”。童明康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转型期，充斥着一些浮躁、功利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考古学界。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考古工作者都要坚守文化理想和道德准则。

　　有人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科技飞速进步，经济迅猛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唯独精神和道德不断后退。缺失了精神和道德的内在支撑，惟利是图、拜金主义成为了理所当然的行为。于是，作为以骗取利益而出现的“周老虎”，各地都有。这种现象，反过来又证明了道德的弱化和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

　　值得警惕的是，社会上有一种将“不道德”行为归罪于社会风气，归罪于“社会转型时期固有现象”的倾向。这种观点认为，在一个经济刚起步，尚处于财富积累初级阶段的社会，很多不公不义现象的发生都是必然的，道德的弱化也是必然，不能过于苛求各地的“周老虎”，这是“历史前进的代价”。在这种“时代合理性”的解释下，有人认为腐败是正常现象，不应过多指责血汗工厂，不应过多指责一些地方和一些人的惟利是图，也不应过多要求别人的道德行为。他们还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道德高尚，因此所有的道德指责，不仅苍白而且虚伪。

　　历史上，在社会动荡和转型时期，往往会遇到 “礼崩乐坏” 的难题，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历史注脚。

　　但这种观点不仅是站不住脚的，更是有害的。

　　首先，社会动荡和社会转型是两个概念，动荡意味着剧烈的破坏，人们为自我保护，自利的倾向会更加严重，“礼崩乐坏”的几率自然大一些。但社会转型意味着建设。日本、韩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整个社会的道德并没有伴随着必然的滑坡。对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普遍的认识是一种巨大进步；那么，以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正向价值也应意味着重建和加强，而不是瓦解和弱化。那些认为不道德是社会转型期正常现象的言论，恰恰是在否认中国社会转型的进步意义。因此，如果承认中国社会转型的进步意义，就不能把其当作各种不道德行为的借口。

　　其次，人不仅需要对自己负责，集体的恶同样也需要每个个体来负责。而不是相反，个人的恶要由集体来负责。事实上，其他人做坏事、违法、杀人，你并不因此就拥有了做同样事的权利，更不意味着你做了同样的事却可以推脱责任。

　　时下社会最不缺的是借口，最缺的是担当。正因为有人总是对不道德辩解，使人们的价值观产生混淆，被希腊先贤称为四大美德的“正直、智慧、勇敢、节制”在我们的社会日渐稀缺，而做各种不仁不义之事却变得心安理得。同时，人们也发现那些可以激励我们的行为，鼓舞我们的事情，高尚我们的作品，竟然都停留在遥远的过去，在当下的时代几近枯竭。

　　总之，社会转型不是“周老虎”们的借口。不道德没有任何借口。为不道德辩解更是一种严重的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