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愤青”从商
郑钧： “愤青”从商
“愤怒出不了诗人，深刻的自省才能出诗人，诗人的愤怒是冷静思考的愤怒，不是匹夫之勇。”
记者/何映宇
“怒放演唱会”刚刚谢幕，郑钧的个人演唱会又将在圣诞夜唱响上海。
现在的郑钧，刚刚添了一个儿子，满脸幸福状，可是说起话来依旧慵懒中带着一点傲气，和他的音乐一样。
43岁，年华似水流，郑钧带给我们的6张专辑以及其他单曲和合辑，是摇滚乐的怒放，也是理想主义者的子弹，在赤裸裸地扫射着社会的虚荣心。只是极乐世界既不可寻，灰姑娘也要经受商品社会的考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生活。
有时候郑钧显得很愤怒，他唱着“奴隶，奴隶，努力，努力”，简直就是当代房奴的心态写照，但是同时，他又显出一种特殊的冷静，他并不认同“愤怒出诗人”的说法，他说：“愤怒出不了诗人，深刻的自省才能出诗人，诗人的愤怒是冷静思考的愤怒，不是匹夫之勇。”
幸福可望不可及吗？不知道抱着儿子哄他睡觉的郑钧又是一副怎么样的幸福表情。这些年，郑钧的身份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是摇滚乐手，也是商人——漫动时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商言商。郑钧打造中国首部3D动画电影《摇滚藏獒》的满腔热情，遭遇的，却是险阻：“非常复杂，比我想象的复杂多了。我昨天晚上睡了4个小时，平时睡得也不多。我从美国回来，呆上10天就回去，很多事情需要我来处理。”
漫动时空在美国有分公司，郑钧现在在中国和美国洛杉矶的时间差不多是对半开，但不论身在美国还是在北京，开会是家常便饭，这自然会影响到他的音乐创作：“新专辑是件让我觉得烦恼的事情，其实这两年我七七八八也写了不少的东西，就是因为没有一段完整的时间可以让我把它们整理出来。”
但是他从未想过放弃音乐。他还记得11年前，1999年的上海八万人体育场，暴雨如注，可是他的歌迷就在暴雨中与他一同大合唱《回到拉萨》，这一幕他至今回想起来都会心存感激。
11年后，郑钧卷土重来，演唱会的名字是“你必须幸福”。这是他一首新歌的名字，也代表了他此时的心境，但是，他并没有变成一个看透世事的中年奶爸，他的声音里还有血性，还有力量，他说：“我还会愤怒，我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也会愤怒，但是我不仇恨；我还会悲伤，但是我不会绝望。”
郑钧的年少轻狂
《新民周刊》：在你的博客上，最后更新的一篇文章是《想念母亲的时候还是会流泪》，说的是你少年时的事，你父亲在你7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是你母亲那么辛苦养大你们，为什么会伙同哥哥一起讥讽打击母亲？那时候是个叛逆青年吗？
郑钧：小的时候男孩比较叛逆，叛逆期第一个挑衅的就是自己的家长。母亲总是告诉你这个事要这样做，那个事应该那样做，我就常常对着干。年轻人总觉得自己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文化的教育，急于否定前辈，对母亲的价值观，对母亲的一些人生的经验，全盘否定，这对她是很大的不尊重。我们经常讽刺、挖苦她，当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争执的时候，意见不统一时，我们对她的看法总是特别不屑，老是说：“这都过时了。”或者：“你什么都不懂。”尤其我和我哥两男孩，当时的年龄正好在叛逆期、生理和文化的叛逆期，所以合起来对我母亲的这种嘲讽和否定对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新民周刊》：崔健的母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当时反对崔健玩摇滚，或者说比较担心，你母亲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郑钧：我母亲没反对过我，但其实也很担心，我觉得我母亲是个很伟大的母亲。她是大学里的教授，她的教育方法和别人不太一样，我母亲从来都是让我自己做决定。我们家就在大学里，我母亲又是教授，留在我母亲身边是很容易的事。可是我说我要去杭州上大学，她说：你去吧。上得好好的，大四的时候，我说我不读了，去美国留学。她说：你再好好考虑考虑。我说决定了。她说：行，我尊重你的意见。结果美国签证没办下来，呆在家里没事干，在家呆了两年，每天弹琴写歌看书，我妈担心我会疯了，她不知道我在干吗，非常为我担心。两年后我拿到美国签证准备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她把我的行李都给准备好了，我突然说我不去了，要组乐队做音乐。我每一次人生的重大决定，她都没有阻挠过我，她只是问我：你是不是真想这样？我说：是。她说：那么好的，我尊重你的意见。这从某种意义上让我学会了负责任，对自己做出的决定要负责任，因为没有人可埋怨，都是自己的决定。
与陈健添打官司
《新民周刊》：后来做了音乐，你的第一张专辑是在红星生产社出的，红星的老板是原Beyond的前经理人陈健添，你印象中的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郑钧：陈健添是个很有眼光的人、有非常敏锐眼光的一个职业经理人。我现在回头看，对他还是喜欢和感激的。在那样的一个年代，他到内地来投资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当时很先进的概念。
但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很不会和艺人相处，而且还很霸道。我不知道他是对大陆的音乐人这样，还是他对其他的港台艺人(包括Beyond)都是如此，他总是给人一种资本家的感觉。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老板和艺人的关系必然没法相处好。
后来我和他双方都打官司。我和红星约满时，他非要我和他续约，不续的话就和我打官司。后来，他托人找到我说，希望能和我庭外和解。因为他们觉得再打下去，他们很难再和艺人处理关系，所以最后我们庭外和解了。
不过，我觉得任何事物都应该客观来看。在当时，他能做我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做许巍的《在别处》，都需要很大的勇气。
《新民周刊》：当时北京流行音乐的三驾马车——魔岩、红星和大地——最后都退出了大陆市场，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市场的因素——唱片业的衰落，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郑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做音乐的这些人，更多的是一帮文艺青年，他们不是商人。这是它的本质。比如大地的黄小茂，比如张培仁，陈建添他本身还是有很多理想主义的想法在音乐上的，他们本质上不能说是纯粹的商人，他们身上带着更多文艺青年的激情。对于商业的运营来讲，缺乏一些商业操作的手段。当然市场也确实不成熟，大投入，未必有高回报。而且这三家都是港台的公司进入内地，两边的文化还是有差异性，我觉得他们还是没有抱一种平等的心态来看问题，所以和艺人的相处有很大的矛盾。
基本上是文艺青年和文艺青年在一起做一些商业的事，做出了一些很好的作品，当时这些文艺青年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做这些富有激情的音乐的。问题的根结就在于：他们都不是商人。这些作品的商业价值很多都没有体现出来。我们几个的唱片销量都很不错，但是总体上为什么会难以为继？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营销能力也是非常欠缺的，艺术家不可能自己去推销自己，公司应该起很好的营销作用，不管是营销的手段还是理念，在当时都不成立。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有好作品，却不能在商业上立足。
漫动董事长郑钧的《摇滚藏獒》
《新民周刊》：现在你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北京漫动时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己担任董事长处理日常事务，能不能适应新的角色？周一至周五朝九晚五？
郑钧：我没有朝九晚五。我当时提的条件是我不可能朝九晚五，我可以在创意上提出很多想法，故事、剧本我都可以统筹，但是行政管理的工作我没有这个精力。首先要保证我作为一个歌手的身份。我大学读的是企业管理系的对外贸易专业，多少还懂一点管理。所以并不矛盾，但是确实是个累人的活儿，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累。基本上每天我都在那，一大堆的事，到了周末，公司的员工休假，我就带着乐队到外地演出，演出完，回到公司，又开始工作，如此循环往复，基本上没有停歇的时间。这就是我这一两年来的生活状况。
《新民周刊》：现在你们公司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动漫电影《摇滚藏獒》，你本人就有一条藏獒，据说非常大非常凶猛，怎么会养起藏獒来的？
郑钧：我原来开了一家酒吧，在湖边，地方也挺大，再加上我从小就喜欢狗，一直梦想着养一大狗，家里不能养。北京五环以内都不让养大狗，所以在酒吧养了两条大的狗。后来酒吧歇了之后，我把这两条藏獒送到藏獒场里了。
我漫画书里的主角就是我养过的那条狗，纪念一下这条狗。后来这条狗就失踪了，它在藏獒场关着，但是它太厉害了，它在墙底下挖了一个洞，自己跑了。现在我女儿养着一条雪那瑞，也养了很多年，差不多就是陪着她长大的。未来我还是想养一条大狗。
《新民周刊》：《摇滚藏獒》是投资3000万美元的3D动漫电影，之前也有日本方面的投资和你接洽，但是你没有答应，这是什么原因？
郑钧：我的书《摇滚藏獒》出版了一个月吧，日本最大的一家动漫制作公司总裁飞到北京来找我，说他们要投资拍一部动画片。我非常诧异，我没想到他对我的书有这么大的信心。我身边的朋友都说，这机会太大了，你就把版权卖给他就得了。我当时一想，我做这件事的目的是让中国的文化产品进入别的国家的市场。我考虑了几天，然后告诉这位日本总裁说：谢谢你，我还是希望与好莱坞合作。我觉得和日本公司合作，可能其市场还是局限于亚洲范围内，我想直接奔动漫和电影的圣地。所以这个疯狂的梦想真的很疯狂。周围的朋友说，郑钧，这不可能，你太疯狂了。其中也有从美国回来做影视传媒的朋友，所有人都给我泼冷水，说这是很疯狂不现实的想法。但是我比较执著，我写好了商业计划，见了好多投资人，最后总算找到了同样看好这件事的人。
现在我在美国有分公司，和美国顶级的导演、编剧在一起合作，已经进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新民周刊》：过程中是超出你想象的困难，还是一帆风顺？
郑钧：非常复杂。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个“很疯狂”的想法？因为中国之前没有任何人做过类似的事。好莱坞也没遇到过，说一个中国人来这儿做一部3D动漫。
我觉得东西方文化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工作方法也好，想法也好，有很大的差异。磨合需要时间，也走了很多弯路。
《新民周刊》：明年能否如期公映？
郑钧：明年不一定能公映，但是明年能做完，至于什么时候公映，这是需要发行商来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