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原县参与试验的孩子们。（资料片）

　　何克抗与学生们。

　　（资料片）

　　在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宁夏西海固地区，何克抗要做的事，“就像要让西海固被青山绿水环绕一样不可思议”。

　　他的计划是，用两年时间，让宁夏海原县上完小学二年级的农村学生，能认读超过2500个常用汉字，能阅读青少年通俗读物，比如简写版的《三国演义》，能手写出150字以上结构完整、通顺流畅的文章。

　　总之，其识字量、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要达到甚至超越城区最好学校同年级学生的水平，同时还要确保不增加任何课业负担。

　　远道而来的“大人物”

　　在宁夏自治区海原县基层教育工作者眼中，远道而来的何教授是位“大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个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远程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

　　这样一位教育技术领域内公认的顶级专家，如今却是“大学请不动，小学不请自来”。据他的一位弟子估算，“老先生每年超过1/4的工作时间都泡在小学课堂里”。

　　10年前首批试点“跨越式”课题的，几乎都是国内一流的小学。然而，锦上添花并不是何克抗的最终目标。从2003年开始，他尝试把课题放到农村学校。

　　2008年年底，时任海原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的马兴旺在银川听到何克抗介绍跨越式课题。对于其中的理念，他一时间没有全弄明白，但是课题提出的目标让人着迷。

　　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新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的要求，小学二年级学生要认读1600至1800个常用汉字，跨越式课题的目标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按照新课标，二年级学完后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应为5万字，小学毕业时则应达到100万字；而根据跨越式课题的设想，二年级学生仅课内阅读就能达到80万至90万字。在写作上，新课标要求，一、二年级只说不写，三年级开始写话写句子，四年级才开始写段落；而接受跨越式培养的学生，上二年级时平均就能手写超过150字的段落，在网络环境下，学生们甚至可以用电脑打出300字以上的文章。

　　中午吃饭的时候，马兴旺找到何克抗，问他：“能不能把这个课题放到海原？”

　　在此之前，这位分管教学的副局长花了40天时间，调研了海原山区里的上百所村完小和教学点。他把自己的结论告诉何教授：“可怜的地方，住着可怜的老百姓，生下可怜的娃娃，接受着可怜的教育。”

　　大量读写就像大块吃肉

　　2008年年底，马兴旺在与何克抗交谈之后，把跨越式课题视为能够改变海原教育生态的契机。

　　他的好友、海原县关桥乡教委主任钟林，对海原的教育有更贴近技术层面的看法。这位有着20年语文教学经验的老师说，小学语文界有一个共识，教好语文的秘诀概括成两个字就是“读”和“写”，如果概括成4个字就是“多读多写”。

　　当马兴旺跟他说了何克抗的课题后，钟林笑了，他说“这正是我想要的”。课题组专家习惯把海量的阅读和写作概括为“大输入和大输出”，而西北汉子钟林更愿意这样解读：“这就像你每天早上吃肉，中午也吃肉，晚上还吃肉，身体不好是不可能的。”

　　2009年8月，海原县第一批7所乡村学校加入跨越式课题。马兴旺的设想是，3年后课题扩展到全县的山村教学点。

　　尽管早就对海原的困难情况有所耳闻，课题组的专家实地考察后还是有些吃惊：7所参加试验的学校仅有两所具备农村远程教育环境，其他5所依然是“黑板＋粉笔”；14名参与试验的教师之前从未参加过任何教育课题，其中7名特岗教师甚至没有从教经验；参与试验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父母多是文盲，很多学生学前教育几乎空白，识字量为零。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最初的几个月，作为海原课题组组长的马兴旺心里也没有底。在何克抗和课题组专家的指导下，师生们的长进却似乎并不大。

　　“这一年如果没有成果，我们就真的拿老百姓的孩子做了试验。”马兴旺在心里问自己，“咋能拿老百姓的孩子做试验呢？”

　　但最终消弭这些分歧的是某种精神力量。从何教授到基层的教育工作者，从海原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到北京来的“娃娃专家”之间，这种力量始终在相互感染着。

　　钟林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北师大的吴娟博士走到为她准备的木椅前，椅子上有灰，吴博士绕到另一侧才把灰尘吹掉。钟林意识到，如果刚才顺势一吹，会吹到前排的孩子身上，绕一圈就吹到了走廊里。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钟林说，“这种对孩子的爱是共通的。”

　　爱和耐心的等待最终有了回报。课题实施5个月之后，有消息传来，树台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编了个字谜，“渐”是水车千斤重，后来关桥中心小学的一个一年级学生说，“棉”是树上挂着白毛巾。

　　在《四个太阳》这篇课文的写作环节，一个一年级孩子写道：“我想有个黑色的太阳，黑黑的太阳能把奶奶的头发晒黑。”还有一个孩子写道：“画一个爱心的太阳，送给玉树的小朋友。”

　　在海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很多老师教了一辈子书，也没有见过像这样富有想象力和丰富情感的一年级学生。

　　海原试验班和非试验班的对照成绩显示：半年时，差别不大；课题实施一年之后，试验班的语文平均分高出了10分，而且越来越接近县城学生的母语水平。

　　在一次总结会上，马兴旺有些动情地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谁教育了我们？是我们的孩子教育了我们。是谁鼓舞了我们？是我们的孩子鼓舞了我们。”

　　把孩子们的起跑线拉得再近些

　　今年6月，实施了近一年的海原课题在西安小学召开了一次现场会。与会代表听完两节语文课之后，刚调到教育口不久的海原县教体局局长白旭代表主办方发言。

　　他没有念别人事先拟好的讲话稿，只想“说说心里话”：“我们看惯了现在社会上的种种‘作秀’。最初我在看到会议指南上的学生作品时，怀疑这些并不是学生的真实作品，或许是学生家长写出来的。”

　　人们这才想起，此前在观摩现场课堂教学时，白局长始终在用质疑的眼光观察学生的写作过程。

　　当天，许海英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的快乐和幸福》。10分钟的时间内，她的学生交上了答卷：“爸爸和妈妈不吵架，他们关心我，他们孝顺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很心疼我。我的快乐和幸福是我的家带来的！”

　　“天下雨了，我们在教室里不能回家，老师打伞来，说可以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我觉得很幸福。”

　　“我的家乡很美！我的家乡有宽宽的马路，大大的城墙，绿油油的田野，勤劳的人们。因为我的家乡很美，我快乐！我幸福！”

　　当这些身处大山深处的娃娃身着破旧的衣服，却在短短10分钟内写出这样的文字时，在场的何克抗也觉得“很幸福”。他认为，照此坚持下去，几年后，海原学生的语文水平一定能达到甚至超越居住在城市的同龄人。

　　不少课题组成员建议，别再叫“跨越式”，而改称“同一起跑线”———这并不是说孩子们天生处在同一起点上，而是寄望，通过几年的实践能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教育的不均衡，让发达地区的孩子和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城市娃和农村娃，起跑线拉得近些、再近些。

　　本版稿件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