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最后一个流氓”的字眼从此消失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宁波晚报》昨日报道：27年前，18岁的北京人牛玉强因为和朋友抢了一顶帽子并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缓；20年前，身患重病的他被保外就医，治疗期间他娶妻生子；13年前，当年判处他死缓的法律依据“流氓罪”被从刑法条文中永久删除；6年前，监狱警察来到他家将其带走，重新投入监狱服刑。由于超时未归，他的刑期被顺延。他将因流氓罪在监狱里服刑至2020年。他将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本报首席评论员 王国荣

　　“中国最后一个‘流氓’。”这句话，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对“90后”来说，可能更难以理解。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流氓”多如蚊子苍蝇，调戏妇女的那肯定是“流氓”，说几句下作话、哼几声“黄色歌曲”的也是“流氓”，甚至连留长发、穿奇装怪服的、男女之间有过分亲呢动作的，也被指为“流氓”。那个年代，因“流氓罪”被错判、重判的冤案不少。更何况，时年十七八岁毛头小伙的牛玉强抢路人帽子，又伙同他人打架，按当时的社会价值判断和认知，他们这些个“小混混”理所当然会被视为“流氓”，且按当时的法律，也理所当然地要被“从重从快”判处流氓罪入狱。

　　应该说，尊重当时的客观现实，牛玉强当年被判处流氓罪没有错，只不过对照“罪刑相当”原则来说量刑过重了点。至于之后我国刑法修改取消了流氓罪，再将保外就医的他以原罪名重新投入监狱，并依据旧法判处的重刑延续服刑至期满，是否一定要生搬法律条文值得商榷。

　　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则讲究“罪刑初定”，也即刑法第12条规定的，“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从法律规定看，监狱一方的处理似乎都有法律依据。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为一个不存在的罪名服刑，这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因此，对“牛案”很有必要重新考量，这符合我国的法律精神和立法原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流氓罪都不存在了，还要硬将人以流氓罪服刑至2020年，这从情理和法理上都讲不通。再说，当年的“流氓”牛玉强，保外就医时已经重新做人、娶妻生子，邻居都称他很“老实”，再没犯事，法律应当可以网开一面，也体现人性化，也不失为教育在押犯的一个生动教材。如果硬要说他是“逃犯”，那也是监狱等部门的责任，因为他没有收到监狱给北京警方要求他返回监狱的信函，在保外就医结束时，监狱方也没有派人去北京核实牛玉强的情况，轻率地在网上通缉牛玉强。作为牛玉强本人而言，他一直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每月都到派出所汇报思想”。应该说，他是个在高墙外改过自新的人，已经不至于对社会造成危害。

　　十分希望，司法机关给牛玉强一个重新做人、自食其力的机会，让他一家老小能平安过日子。对于这种情况，司法部门能不能多从人性的角度考虑，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更希望，“最后一个流氓”的字眼，从此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