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

　　北大教授孔庆东活跃媒体十数年，擅长在媒体上用大话雷人，是以骂求名、因骂成名的“媒体知识分子”。日前，他为力挺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双起记者论”，不仅抛出“记者国家公害论”，詈骂记者，而且还放言当局把他认定的“不良记者”“排起队来枪毙”，将其“佯醉”、“佯侠”的“文革”骂功张扬极致。

　　我认为，要科学解读孔教授的“记者公害论”，从当下文化生态讲，当然需要从媒体文化的娱乐经济着眼———由此我们可见出孔教授的媒体表演性；而从历史根源来讲，则必须追溯到“文革”文化对孔庆东的深刻影响———由此我们才能认识到其言论的危害性。

　　孔庆东迷恋“文革”文化，美化“文革”时代，是他自己毫不讳言的，他那些令人且惊且疑的“骂语”，都是“文革”话语遗产。“文革”结束30多年了，孔庆东不仅对其恋恋不舍，而且还把效“文革”之尤的朝鲜奉为梦乡，美化歌颂之辞，洋溢于其笔端口头。

　　“文革”给中国文化究竟造成什么样的精神遗害呢？人们都会想到两点：第一，“打倒一切”的“狼性”，这种“狼性”发作起来，无法无天，甚至于夫妻父子相残；第二，“无限忠于”的“奴性”，这种“奴性”的表现在于立场决定是非、决定善恶，决定真伪。

　　“文革”遗害最根本的毒素在于“以类分人”。“文革”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下，把中国公民分为敌我两大类，并且又进而分为“红五类”、“黑五类”等等。这种敌我分类，不仅划定人的阶级属性，而且划定人的品质的美丑善恶，从而划定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和经济待遇，甚至决定人的生存权的有无。

　　王立军局长指导属下用起诉的法律手段自我维权并无过错，但是他对其“双起论”的解释又明显表明他具有把警察与记者作“类的对立”的意识。王立军如是说：“搞政治我们只有一半的主动权；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王局长所谓“他”就是记者，而“我们”就是警察。

　　孔庆东的“记者公害论”比王局长更进一步，明目张胆将记者作为“我们”的对立面。孔庆东如是说：“我觉得全国人民应该起诉南方报系，天天在诬蔑我们革命先烈，诬蔑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诬蔑全体中国人民。像南方报系还有野鸡网这些媒体首先就应该遭到起诉。”一个在职大学教授在今天还主张这样的“人的类对立”的哲学，实在是“文革”遗害未了！

　　在理性和客观的立场上，我们会看到，以警察和记者两职业群体来看，各自都有优秀分子，也都难免腐败分子；同样，就学者、教授群体来看，也同样有善恶优劣之分，真才实学者有之，欺世盗名者也有之，更有甚者，祸国殃民的“文革”结束30余年了，“文革”余毒还在某些学者、教授的心中作恶。

　　一个和谐的文明社会，必以尊重个性、尊重自主的原则对待个体，同时以差异的眼光看待个体。实事求是，有一说一，不以职业群体论是非善恶，这才是建立民主和谐的中国社会的前提。由此，“文革”“以类分人”的遗毒才会真正得到根除，与此相应，它培养的“狼性”和“奴性”也才可能得到彻底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