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到了重新审视大剧院、大体育馆“一哄而上”而监管不力问题的时候了。这股风不杀下去，那些贫困县、富裕乡今天你建一个“悉尼歌剧院”，明天他造一个“小鸟巢”的“大手笔”，可能不绝于耳。我们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烧？

　　在网上输入“江苏大剧院招标”几个字，一下子蹦出：无锡大剧院、常州大剧院、淮安大剧院、宜兴市文化中心（大剧院）、如皋大剧院……的招标信息，盱眙县大剧院更是在昨天发布了招标通知。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接近国家大剧院的江苏大剧院即将上马，没想到下面的喽啰还有一大串。大剧院真的好热！

　　在乐观论者眼里，富丽堂皇的大剧院、大体育场馆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标志，是当地公共文化服务的档次，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悲观论者那里，这些耗费巨资的建筑工程劳民伤财，极尽奢靡浪费之风，除了彰显政绩，对民生毫无益处。

　　尖锐对立的意见，前者以大部分地方官员特别是主政部门官员为代表，后者则多属学者和媒体。

　　本周的《瞭望东方周刊》就此做了采访。

　　湖南省文化厅厅长周用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大剧院在提升城市形象上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效益衡量，城市地标的意义是大剧院的第一重功能。

　　九三学社文化教育专业委员会成员闫贤良调研后发现，有些地方不惜重金建设奢侈耀目的文化设施，肇因于地方官员追求“面子”的“畸形政绩观”。

　　并非所有的官员和学者都是这样“站队”的。在发展的问题上，对“两大建设”是否应时应地，公共文化服务是否需要“具备标志性设施”，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论。甚至媒体自身也有着“瞻前”和“顾后”的困惑：2007年，人民日报刊发长篇报道，以上海11亿元打造的东方艺术中心为样本，分析了普遍存在的大剧院超前建设、各种豪华设施遭闲置，陷入“建得起，用不起”的困境，给大剧院热泼了一盆冷水。三年后，针对外界质疑之声，该报又以《30亿元盖个大剧院值吗》为题，对历时7年、耗资27亿元兴建的北京国家大剧院成功的运营之路高度褒扬：两年多过去了，国家大剧院非但没有关门，反而成为观众享受高雅艺术的首选之地，成为世界演出版图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圆点。“30亿元盖一个大剧院，太值了”。

　　从“泼冷水”到“唱赞歌”，看似一个矛盾，其实反映了在大剧院等大型文化设施的建设上，的确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即既允许“必要的超前”又需力戒“奢侈的浪费”。

　　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在国力允许的情况下，个别国际化大都市兴建标志性的文化地标，与国际演出市场接轨，以展现改革开放后华夏文明的复苏。如国家大剧院这样既有巨大艺术感染力又实现收支平衡的经典样板。

　　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一些地方决策者把营建豪华剧院、场馆当作城市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盲目攀比，大肆挥霍公共财政。

　　特别是，动辄几亿、几十亿元的天价工程，往往属于个别领导人的拍脑袋工程，民意在整个决策过程中的缺席，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而这些天价工程建起后，由于决策不周、管理无方，又普遍陷入入不敷出、闲置浪费的状态。浪费，就意味着公众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被无端损害。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2010年11月下旬，《深圳市2010年绩效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深圳大剧院3年来近2/3的天数空置，深圳市财政累计补贴深圳大剧院2358万元。随着审计报告公之于众，这笔巨额资金的使用效率遭到了质疑。深圳大剧院面临的困境，实际上已成为中国高端剧院带有群体性困境的一个标本——有近30个与国家大剧院规模相当的豪华剧院与深圳大剧院一样，成为当地财政的“输血对象”。

　　这无疑是一只只张着大口的驯兽，为了满足一些人的政绩欲望，不断吞噬着纳税人的奉献，伤害着民生的其他事业。

　　这还不算完。“决算超预算、预算超概算、概算超估算”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众多工程项目的痼疾。在这些大型文化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投资主体不明确和政府干预建设太多，巨额投资除了大量社会财富白白浪费外，已经成为权力寻租的温床，腐败问题触目惊心。宁波大剧院工程曾牵出一起腐败大案，涉及腐败部门19个，涉及金额过亿。

　　确实到了重新审视大剧院、大体育馆“一哄而上”而监管不力问题的时候了。这股风不杀下去，那些贫困县、富裕乡今天你建一个“悉尼歌剧院”，明天他造一个“小鸟巢”的“大手笔”，可能不绝于耳。我们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烧，有多少民生受得住这般折腾？

　　“与其花几个亿建容纳千人的大剧院，不如多建几个只能容纳50—100名观众的小剧场，遍布城市各处，方便百姓看演出。”这是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杨新贵倡议的一句话。这句话意味深长，值得所有地方主政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