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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6日晚，微博疯传“金庸去世”谣言。虽然造谣者已难查到，但这条不足60字的微博，却连累了《中国新闻周刊》一名杂志副总编辑、一名网站内容总监和一名网站编辑下岗。（12月9日新华网）

　　不能不追问的是，假如被传播者非行事低调的“金大侠”，而是娱乐圈其它“高调”人士，最终结果会否依然如此，照样严惩不怠？未必。摆在眼前的事实表明，每年都会有大量娱乐传闻，包括类似“金大侠”这样的“被去世”，也不乏名人主动站将出来义正辞严地澄清，可到头来，绝大多假新闻都被公众唾之以“炒作”二字，便没了下文。

　　从新闻职业操守上看，真相无疑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待不同来源的新闻，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同样是曝光，网络曝光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积极跟进，要么被地方的“网络水军”删帖，要么就此淹没于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之中，甚至还会被某些网友嘲弄 “网上的东西你也信”。

　　而如果“网络曝”不足以承载披露真相的功能，又怎能因为微博传播他人信息而被问责呢？我这么说，并非针对“金大侠”，而是在“金大侠”之后，难保不会有“张大侠”、“李大侠”等人继续成为“网络曝”、“微博曝”的受害者。如果媒体监督不能剔除可能存有误差的风险，要么只能被动挨打，要么只能打“死老虎”。

　　前不久，有媒体在回顾过去的10年时心生感慨，“因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技术的高速助推，我们见证了中国‘全民记者’从萌芽到爆发的进程，展现着整个社会参与意识、公民意识的提升”（11月8日《南方日报》）。这种欢呼当然体现了网络发展快速的客观现实，但并不能真正反映出网络无序化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当前的所谓“全民记者”并非传统模式的“注册记者”，为引起传统媒记的注意，甚至也不乏人为制造新闻噱头的现象。再则，虽然网络监督起到了较为显著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隐身和无序特征，也可能对个体私权造成伤害。

　　从传播结果看，无论是媒体记者还是普罗大众，未加甄别地转载信息，确实助推了谣言的迅速扩散。不过，微博到底是一种等同传统媒体的传播工具，还是私人空间向虚拟空间的延伸，现有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属于“金大侠”的权利当然应该尊重，但“金大侠”只是网络时代的一个普通标签。透过这张标签，我们或许最应该期待法律进一步明确私权与公权、网络自娱与媒体传播的界限。也只有法律进一步准确定位这些 “楚河汉界”，“全民记者”才可能焕发出更加强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