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文化裂痕”与“秩序重建”

　　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出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裂痕”，也暗示了进步的空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201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出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裂痕”。

　　10月19日晚，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的诗集《向往温暖》摘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与此同时，有网友在微博摘录其描写演员徐帆的诗作《徐帆》。这首诗被网友认为“直白得几近不像诗歌”，而被称作“羊羔体”，且是“继‘梨花体’之后又一‘口水诗’的代表”。

　　这一事件使鲁迅文学奖评审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中国作家协会近半个月内举行多场新闻发布会，但争议并没有因为作协的声明而平息。

　　本年度“唐骏学历门”、“汪晖抄袭门”也一度被炒得火热。若干起以记者为主角的新闻事件也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

　　世博会是2010年在中国发生的最富于世界影响的文化事件。对它的详尽分析有利于人们从这一复杂事件中获得多元启示。

　　在这一年里，还有几位理想主义者先后辞世，但人们确信他们的精神力量还会鼓舞从事未竟事业的人们。

　　记者的权益与形象

　　2010年，发生了多起以记者为主角的事件。

　　3月11日，四川电视台两名记者采访市民投诉的成都一家商贸公司时，被打伤入院。

　　3月23日，《京华时报》女记者史册在采访一起火灾过程中，被三名男性青壮年凌空架起拖出现场。

　　次日凌晨1时许，《京华时报》副总编辑刘明胜在微博中哀叹：“已经记不得多少次这样的景象，看到一次心痛一次。一个女记者被几个彪形大汉像抓小鸡一样地架出，竟然说是为了保护记者的安全。”

　　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发表《凯恩股份“偷天换日”谜团》，被浙江丽水市遂昌县警方全国通缉，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警方撤销了对仇子明的通缉。

　　8月28日，在伊春市殡仪馆附近，接连发生四起采访记者遭警察扣留事件。

　　据《华商晨报》记者王瞬天叙述，“他们问我，是不是记者，我说是。”对方说，“抓的就是记者。”《法制晚报》记者王南则是随着“把这个记者也抓起来”的喊声被警察塞进警车的。

　　事件发生后，在当地采访的十余家媒体记者，要求警方释放这4名记者。两个小时后，被扣记者重获自由。随后，伊春市宣传部门和警方已就此事公开道歉。

　　2010年中国各地类似事件还有不少。自2008年西丰县公安部门进京拘传记者事件发生后，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记者们出人意外地显露了他们弱势的一面。

　　两年前的一则旧闻令人记忆犹新，当与民工一起去讨薪的记者被打时，一位穿红色夹克的民工屡次跪到地上，对保安说：“要打你们打我吧，不要打人家记者。”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中国第十个记者节前夕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积极推进新闻记者的职业化和准入制度，加强新闻培训力度，提升记者的职业水准，同时积极维护广大记者正当的采访权益。

　　国家有关部门近两年来采取了多种措施，规范新闻采访秩序，加强记者的权益保护。今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修订了《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分别于10月1日、10月15日施行。

　　近日，“杜绝虚假报道增强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在全国新闻战线展开。这被视为中央针对当前一些新闻单位和新闻从业人员存在的问题，维护新闻真实性、治理虚假报道的一项重要举措，事关维护新闻工作的崇高社会声誉和新闻工作者的良好社会形象。

　　世博园的“秩序重建”

　　“上海正在和世博会——这个为期6个月的展示中国日益在世界上崛起的事件——说再见。”一则外电这样评述。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成功举办的又一个文化大事件。

　　10月31日上海世博会闭幕时，有7300万人参观了这届盛会，参观者的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各地的民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0月31日在上海说，上海世博会永远都不会被遗忘。

　　在还有一个月即将开幕之际，日本记者潜入中国国家馆工地，在随后的报道中断言，按照现场进度，中国国家馆不可能按期完工。显然，他们的判断依据的是日本经验。

　　“中国速度”再次显灵，世博园如期竣工了。但在4月20日的第一场试运行之时，世博园服务又出了大问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将之形容为：“漏洞百出、狼狈不堪”。

　　这一天，进入世博园的观众发觉排队的软隔断很容易冲断，之后多次出现了数百人的加塞现象，折射出社会道德标准的错位。

　　上海的管理者在世博园中表现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他们在5.28平方公里范围内，完成了“社会秩序重建”的实验。

　　2010年5月20日，一位名叫“刘辰子”的上海市民给俞正声写了一封信，对世博园区出现的不文明现象表示“苦恼和痛心”。俞正声对此信作了公开回应。

　　此后，上海本地媒体对游客的行为进行了曝光与监督。在世博开园一个月之际，《新民晚报》进行了“世博会上，你最反感的不文明行为”网络调查。“插队”行为以16%的得票率，位居问卷所列的12种不文明观博行为之首，“随地吐痰”以11%得票率位居第二。

　　尽管世博园中还不能杜绝不文明现象，但世博园运营管理者向本刊记者证实：世博园内的文明状况已明显高于世博园外。世博园工作者们“正视问题，不埋怨、不急躁、不掩盖、不掩饰、不回避”，这种公开性与直面问题的态度，促进了世博园参观者公民素质的提高。

　　中国国家馆的5位展示设计者分别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他们认为中国国家馆的展出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对此，热情的参观者们并未提出太多的批评。

　　也许中国国家馆展示没有像奥运会开幕式一样创造奇迹，这更有利于中国在软实力方面找到差距并促进未来的进步。

　　“抄袭门”

　　3月10日，《文艺研究》刊发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的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引起轩然大波。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写于二十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指存在多处抄袭。王彬彬认为，汪晖的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5部中外专著，抄袭手法包括“搅拌式”、“组装式”、“掩耳盗铃式”、“老老实实式”等。

　　鲁迅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表示，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

　　4月9日，丁东在《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发表文章，称自从中国有了现代学术以来，引用别人的著作，不注明出处，从来都是不正当的，上世纪80年代也不例外。汪晖博士论文中的硬伤，当时没有发现，应当说是评委的疏忽，并不能证明80年代不需要遵守学术规范。

　　4月21日熊丙奇撰文《社科院应启动汪晖抄袭事件的调查》，主张“如果没有抄袭，学位委员会可以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以此了断‘媒体辩论’；而如果存在抄袭，学位委员会当作出取消博士学位的处理”。

　　7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一封63名中外学者签名的公开信。信中称，“为对汪晖教授负责，澄清这一争议，我们联名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迅速答复，履行职责。在组成调查委员会时，应邀请贵院、贵校之外的学者，乃至海外学者参加，公示委员会成员名单和调查结果。我们同时要求，调查结论以及各委员投票意向最终能公布。”

　　上述公开信见报两天后，一封由近百名海外学者联名写给清华大学校长的信在凤凰网发表。这些学者称在汪晖的著作中没有发现任何剽窃现象。这封信件的签名者中有9名为汪晖著作译者。

　　对于上述两封公开信，清华大学校方未予正面回应。汪晖在3月25日仅对一位记者回复了如下短信：“我在国外，现在是深夜。有朋友来信说及此事。我没有看到文章，手头也没有20年前的著作。我很希望此事由学术界自己来澄清。”

　　汪晖事件尚无定论，7月11日，另一位学者朱学勤也被卷入“抄袭风波”。网友“Isaiah”在网上发表6篇长文，认为朱学勤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存在学术不规范、有抄袭嫌疑。

　　7月13日上午，朱学勤向上海大学和复旦大学递交启动学术调查程序的申请，并表示调查期间将不参加上海大学学术委员会一切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赞同朱学勤的应对方式，他建议汪晖也应该去申请学术调查。张鸣说，像汪晖这样学术界具有影响的学者，如果不回应则树立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告诉你，“你只要挺住、扛住、不吱声儿，就扛过去了”。

　　理想主义者逝去

　　6月8日凌晨，中国首张“绿卡”(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持有人，89岁的寒春在北京逝世。

　　寒春原名琼·辛顿，1921年生于美国芝加哥，她是小说《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孙女，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曾参加原子弹的研制。

　　1948年，寒春追随未婚夫阳早来到了中国。晚年，他们一直在中国养殖奶牛。寒春经常看英语新闻，她说：“美国是最大的恐怖主义。”

　　曾经采访过寒春的凤凰卫视记者陈鲁豫说，自己和寒春不会成为朋友，陈鲁豫认为，“在她看来，我太娇气，太不革命了。而在我眼里，她和我们这个时代又似乎隔得太远。但我由衷地欣赏她的执著。她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无怨无悔。”

　　11月22日凌晨，55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病逝于北京305医院。逝世之前，11月19日中午，他与一位来访者告别时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蔡定剑被评价为中国民主与法治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2009年，当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蔡定剑开始对媒体采访有求必应。一位记者说：“他是拼了命地要把想法告诉媒体，传播出去。”

　　蔡定剑在一篇遗著中认为，选举与文化素养没有关联，而与利益具有最大的关联。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

　　他说：“基层民众的维权行动推动着社会变革。摆脱了某种生存困境而有了更加自主独立的条件，一批敢于为公共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从而产生。他们通过言论和行动影响并推动着制度的变革。独立律师的出现和草根NGO的生长正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力量。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也是政改的动力，媒体和公众舆论是改革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