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科院一层学术报告厅召开“2011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本次会议对2010年中国社会发展主要领域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对2011年的形势进行了研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谢寿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新闻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2010-2011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发布暨社会形势报告会现在开始。

　　谢寿光：

　　首先，我代表社会蓝皮书的出版单位、社会哲学出版社，向各位领导、向《社会蓝皮书》主编李培林教授为首的研发团队、向长期关注支持蓝皮书发布的媒体、向长期为我们提供支持优秀的合作伙伴中国网表示诚挚的谢意。下面我介绍一下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他们有：《社会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社会蓝皮书》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赵延东。今天来的几位专家，一会儿都会向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介绍《社会蓝皮书》的研创团队，他们长期追踪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成果，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寿光：

　　今天这部蓝皮书才刚刚出来，还散发着油墨的芬香，大家都可以拿到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一段时间，是我们“皮书系列”的发布季，大家共享专家们研究有关中国社会乃至社会经济各方面年度研究报告。发布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甚至是争议。这些争议和反响，充分显示出社会公众对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极端关注。我想，这些皮书本身的分析只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代表着研发团队和专家的个人观点，通过媒体的转换，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参考，只是一种思路。但是，在信息爆炸的时期，很多预测难度加大，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需要对自己有一种预期。因此，它正好作为专家提供的一种参考。我想，这是我们“皮书系列”这些年来成为一种品牌、一种权威资信发布平台的重要原因。《社会蓝皮书》是我们整个“皮书系列”的核心皮书之一，每年都会发布重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引起广泛关注。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的时候，李培林教授提出中国已经入社会新成长性的阶段，这印证了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下一个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

　　谢寿光：

　　我想2011年新版《社会蓝皮书》的内容和专家们所研究的结论，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无疑有其重大的价值。下面，我们有请蓝皮书主编李培林教授做主题报告。大家欢迎。

　　李培林：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第一部分先讲讲当前形势的基本特点。社会形势的发展总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在去年的蓝皮书里面，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成长的时期，现在经过一年的比较，形势变得更加不明朗，因为上半年学界还讨论中国是不是出现二次探底的问题。现在来看，中国应当率先世界进入后危机时期，开始新一轮的成长阶段。但是，这次成长阶段的主题和改革开放，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就是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明年“十二五”规划开始时期，从经济增长三十年的发展曲线、增长曲线来看，可能会重新恢复到10%左右的增长。但是，要防止“十二五”初期出现各地过高的发展冲动，特别防止出现“大干快上”的局面，中国经济调整和宏观调控的主题和国际上不太一样，世界各国经济还在普遍偏冷的时候，我国现在就要防止出现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苗头。

　　李培林：

　　在这一轮新成长阶段，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的重大力量。在2011年，我们预计城市化水平会达到48%。按现在每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会突破50%的关口，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但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城市问题。一方面，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人口，但是城市已经出现了过分拥挤的状态。特别是城市的住房、交通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是中国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

　　李培林：

　　另外，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通过消费方式的改变，通过城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内的发展给经济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目前正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在GDP发展过程当中，产值增加值可以下降10%左右。在“十二五”期间，整个农业产值比重下降10%以下，这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进入工业化中期，如果按照现在发展速度可能还要10年的时间。中国从产值来看，可以完成工业化。

　　现在经济社会变化不协调。农业产值比重很小，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相对来说比重较大。农业从业人员在劳动力构成当中，还占到接近37%、38%左右的比重。在常住人口当中，农村人口还占到50%以上。这是把进城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计算在城市常住人口。所以在整个城市里面，有一部分还是半城市化，还不是完全的城市化。

　　李培林：

　　从就业来看，逐步会形成一个“三分天下”的态势。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和农业劳动比重基本非常接近，都在6%左右；工业从业人员下降了30%；基本上这三块的从业人员差不多，所以呈现出的“三分天下”态势。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一直是持续下降的态势。现在在居民消费支出当中，食品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城市已经下降了35%左右，农村达到了40%左右。按照现在研究的推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相对来说，比实际水平还要高一些。因为中国的住房在消费支出里面计算的比重很小，主要因为中国住房自由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整个住房私有率80%以上。一是众多农民都有住房，二是城市里把住房一个时期卖给居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住房的租金直接计算在消费里面。而当有了自己的住房，按照住房50年周期，每年按2%的比重计算消费。

　　李培林：

　　很多国家住房占消费比重接近1/3左右，现在住房占消费比重当中都较小。所以，恩格尔系数可能出现一个高峰。实际上80年代以满足温饱衣食消费高潮过去以后，90年代出现了家用电器进出千家万户为主的第二次消费高潮，现在进入了以汽车和住房开始进入家庭消费的新的大众消费阶段。

　　李培林：

　　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状况规律基本一致。经济上出现了第三次高速增长周期，消费也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第一次在80年代中期，第二次在90年代中期。现在进入到2010年以后，消费开始重新启动。但是，根据学界专家的估计，中国的消费增长会出现一个比较缓慢增长的过程，不会出现消费真正大规模的启动。因为最近十几年来，居民消费率是持续下降的，这也是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要求。现在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在促进国内消费方面，国内学界和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观点有很多意见分歧，包括人民币升值等等。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一致，在以后的经济增长中，希望能从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于国内自身的消费。

　　李培林：

　　从2010年来说，人们的信心指数逐步增强了。特别是进入2010年以后，消费信心指数大幅度的提升。一般消费高潮的启动，首先是从人们的消费心理变化开始。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信心指数对消费行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和因素。

　　李培林：

　　第二部分讲讲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是由于大家都看到，城市化是继工业化以后一个新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动力，地方政府在城市化方面有很高的冲动。但是这个冲动，更多的是表现在土地的城市化方面。因为土地的升值幅度很大，潜力也很大，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城市化当中，土地的城市化，成为地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土地被工商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比例是以人的城市化为标准的。现在中国进行城市化，自世界现代化运动发展以来，从来没有出现如此大规模城市化过程，这是从中国的巨大的人口规模现状来说。

　　李培林：

　　二是带来了部分农村地区的衰落和老龄化的问题，这在其他国家城市化中曾经出现过。比如在不同的职业当中，像干部、白领阶层、CEO阶层，他们年龄和特征在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唯一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农民逐步老龄化和工人的年轻化。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工人队伍，使工人年龄越来越年轻，但是农民的年龄越来越大。

　　李培林：

　　三是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特别是人的城市化过程当中，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进城农民工难以转成市民。这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很多关于户籍的试点都表明：改变户籍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因为他们还是要能就业，要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能够加入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

　　李培林：

　　四是在今年以来，大规模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最近，很多地方开始试点。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改变户籍的问题，而是要在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

　　李培林：

　　五是城市化过程的本质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在整个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这在今年的发展当中表现得很突出。我们蓝皮书里面也发出了这种信号，要警惕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李培林：

　　另外一个就是物价的问题。这张图表示10年来消费价格的变化。中国价格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现非常高的消费价格指数。2008年消费价格指数较高，2009年开始逐步回落，但是从今年年初以来，到现在为止，价格是处在一个不断弹升的过程。现在来看，价格肯定要突破今年政府制定的把物价控制在3%以下的控制线。所以，最近价格指数的增长，也对中低收入家庭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整个消费价格里，食品价格增长非常快，所以应该看到食品价格增长的速度，比其他一般商品要快得多。住房、食品成了拉动价格上涨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特别是食品，对低收入居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培林：

　　在分析社会生活变化的时候，不能只看平均数。比如我们说人们的收入平均增长多少，这是一个平均数。但是有时候，可能60%的人都在平均数以下。价格对不同阶层的影响不一样，恩格尔系数越高，是家庭越贫困或者生活水平越低，对食品价格的变化，反应会更加灵敏，他们会感觉到生活发生的变化。这个群体人数较多，对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态度和满意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最近，国家把控制物价当做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培林：

　　第三部分是关于劳动关系的变化。

　　大家知道，今年以来出现了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以及企业里面几起停工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发生，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新生代农民工很多都是小家庭出来的，都没有经过农村艰苦的农工劳动。所以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的程度上以及他们社会经验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有说他们是个案问题，有的是因为婚姻问题、有的是因为欠债问题、有的是因为发生了个人纠纷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仍处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比如现在农村大概还有3亿多劳动力，按照18亿亩的耕地推算，大概只有1亿多农民就足够了，还有2亿多农民工要转移出来。现在让农民富裕起来，首先就要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群体老龄化，不是说不能转移出来，也不是说农业劳动需要他而转移不出来，而是因为他年龄过高、转移成本过高。现在的企业更加喜欢招收在17至25岁，能够吃青春饭的这部分人。这就是所谓劳动力匹配的问题。

　　李培林：

　　大家都知道，劳动力匹配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是专门研究劳动力匹配方面的人。随着招工难的问题进一步延续，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的经验，现在一些发达省份正在研究制定规范，如何让这些劳工正常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何形成企业劳工工会和政府之间关于集体劳动纠纷协商机制，以及如何把出现劳动纠纷纳入法制化的渠道。

　　李培林：

　　现在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学界虽然有不同的假定和推论，但也有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均衡发生较大的变化是在“十三五”初期，也就是2017年、2018年左右。现在已经持续一个阶段，这不是一个节点问题，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到2018年会走向一个负增长的过程。但是这不是说到一个点上，就会发生大的问题。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新的变化的状况。与此同时，老龄化会进一步加速，比如老年的抚养比、老年人口的比重，以及老年人口的总量，都会进入到一个较快的增长过程。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老龄化的问题，我认为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看的还不是太够。中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人们的预期寿命在延长。中国的退休年龄比较早，普遍是男60岁，女55岁，说我们还要继续延长，因为很多国家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70岁。但是对于中国的挑战来说，这是社会保障的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还没有社会养老保险，而家庭的架构小型化，“1、2、4”家庭，一个独身子女上面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家庭很难继续延续家庭养老和代际养老的体系。

　　李培林：

　　今年出现了一些引起大家关注的突发性事件，包括上半年连续发生的校园血案。从每个案件来看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弱势的孩子们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从社会深层来说，要防止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一种固化的态势，就是说，要充满活力，就要加快流动，让每个人都有上升的希望。如果社会底层这部分人处于一种绝望状态，很难改变他们自身的状态的时候，往往会作出一些反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向更弱势的群体进行报复，对社会危害很大。

　　李培林：

　　最后，讲一下关于新的成长阶段。我们强调全面推进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改革的主题是经济。当然，经济改革还要推进。但是在中国，毕竟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我们现在在社会体制方面，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方面都是不相适应的。要把社会改革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社会改革逐步成为一个改革方面的主攻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