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公安厅“5·6”专案组公布的材料显示，关氏兄弟开设的赌场就藏身在阳泉南庄百坊仓库内。 南都记者　纪许光　摄

　　南都记者 纪许光 发自山西阳泉 今年5月，山西省公安厅成立“5·6”专案组，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打掉了长期盘踞阳泉的以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队原队长关建军为首的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关氏黑帮的兴起，与阳泉煤炭产业暴富神话下畸变的地下博彩业密不可分。凭借关建军“阳泉城区巡警队长”的身份，他们开设的赌场遍布阳泉市三区两县，在鼎盛时期达到10多个。

　　警方公布的书证显示，为了争夺经济利益，关氏兄弟多次采取构陷罪名、强制戒毒、聚众打砸、封村堵路的方式向竞争对手施压。

　　暴富：地下赌场带来滚滚财源

　　2001年前后，阳煤集团多个矿区资源开始出现枯竭。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矿工下岗和失业。从那个时候起，赌博行业开始盛行。

　　山西省公安厅和阳泉市公安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煤炭价格疯涨前，大量社会游资进入地下博彩业，大大小小的赌场在阳泉就有几十家。

　　巧合的是，在“5·6”专案中被打掉的当地涉黑关氏兄弟的发家史，恰好与这个时期重合。开设赌场是关氏兄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山西省公安厅“5·6”专案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1997年到2002年间，关建军、关建民、王红玉及其骨干成员戴海宝、蒋瑞根等在阳泉市开设的赌场就有十余家，并纠集一批地痞流氓，为赌场维护秩序，记赌账结算输赢，索要赌债，充当打手。社会影响极为恶劣。

　　山西省厅公安厅公布的关氏兄弟涉嫌犯罪的书面材料显示，关氏兄弟的赌场，最大的输赢在数百万元以上。仅仅数年时间，关建军及其弟弟关建民便敛财超过千万。

　　“那个时候，有人甚至愿意卖掉房子，到他的场子里玩上两把。”曾因为赌博而倾尽家财的阳泉市城区一家运输公司的前任老板赵柏权说，赌徒们之所以趋之若鹜，是因为关氏兄弟场子的安全系数最高，关建军“城区分局巡警队长”的身份及其父亲曾官居公安局局长的家族史让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关家的赌场内服务较全，即便是在南庄的仓库简陋的赌场中，这种服务都让赵柏权记忆犹新——— 输光了钱不要紧，只要拿出阳泉本地的身份证，加上进赌场的介绍人担保，想借多少就给多少。

　　“那个钱是‘九出十三归’，我舅舅2005年向关家赌场借债150多万元，现在利滚利已经翻滚到快1000多万元了。”原籍阳泉市旧街乡的生意人郭成(化名)说，为了逃债，他的这名亲属已经3年多无法踏足阳泉市境，即便是在关建军、关建民兄弟被打掉之后仍不敢回家，皆因担心关氏兄弟“起死回生”。

　　12月21日下午，郭成的舅舅曹敏生在接受南都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关家的赌场组织极为严密，按照赌博者的富裕程度分为数个等级，阳泉市区的南苑天露洗浴中心等地，是典型的小打小闹，输赢从数千到几万元不等。“5·6”专案组公布的南庄赌场是较为上档次的场子。一般情况下，只有输赢在10万元以上的人才会被带到这里。

　　曹敏生说，阳泉近郊的南庄赌场设立之前，这样的高级场子更为神秘。2005年之前，赌场设在南庄西南方向一个叫“后沟”的地方(当地人俗称的“狮垴山”)，百团大战的主战场就在这里。他最早参赌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进入“后沟赌场”的3道岗哨，每道岗哨都有2-3名打手放风，这些打手均配备夜视望远镜和对讲机。

　　“所有进入这个场子的车辆都被记下车牌号码，我在那里玩了将近1年，从未出过事。”曹敏生说。

　　郭成说，2006年秋天，曹敏生的赌瘾越来越大。在一次持续了30多个小时的赌博后，他押上了自己的两部荷载30吨的运煤车，尽输一空的曹敏生还向赌场“掌柜”借款153万余元。接下来，噩梦开始，一直到当年除夕夜，关家兄弟的手下都没有放过对这笔赌债的追讨。无奈之下，曹敏生领着老婆逃到石家庄。2008年国庆节前后，有阳泉本地“社会人”向曹透露风声，称“二哥(关建民)已经知道你在哪里”，无奈之下，曹敏生再次逃亡到天津、北京等地，至今不敢回家。

　　山西省公安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显示：“2005年以来，关建军委托其舅舅范平海在阳泉市南庄百坊仓库等地开设啤酒机、蛋蛋机赌场，由专人管理，专人放哨、专人专车接送赌徒，月平均非法获利100余万元。由范平海将每日赢利交关建军等人，每年牟取暴利1000多万元。除了南庄赌场外，关建军还让其手下在阳泉市南山等地开设3个大型赌场，这些赌场规模大、历时长，为关家兄弟带来滚滚财源。”

　　“‘蛋蛋’机的生意是最好的，主要是赔率高。”曹敏生介绍说，所谓蛋蛋机就是一种类似福利彩票“吹球机”的设备，标有数字号码的小球经由一根吹气管随机吹出，如果数字与参赌人下注的数字相同，则会以1比24倍的赔率兑现赌资。也就是说，赌徒下注100元，如果吹球结果与所下赌注一致，将得到2400元的回报。

　　敛财：为争房产项目 封村堵路

　　“5·6”专案组公布的关氏黑帮组织架构中，王红玉排名第四，但在社会上，王红玉被称为“三哥”，组织内部被称为老四的，是许建军。王红玉目前被公布的涉嫌罪名是“抢劫罪”。在阳泉市南苑天露和黑帮指挥中心“狗场”中都设有关建军、关建民、许建军、王红玉的办公室和休息场所。

　　根据“5·6”专案媒体材料的记载，王红玉原来是阳泉市城区的“小混混”，最初靠开设“蛋蛋机”赌场敛财。王红玉手下有李生强、胡毅十余人，为其看场护场，经常涉嫌实施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违法活动。

　　在关氏黑帮所实施的一系列违法行为中，对王红玉唯一契合“抢劫罪”的表述是“1999年12月，为了打压游戏机赌场的竞争对手，犯罪嫌疑人王红玉纠集数人持械闯入阳泉宾馆后楼游戏厅，大肆打砸设备，并指使手下对游戏厅老板杨某大打出手。杨被打得皮肉开绽，在躲避殴打过程中，臀部又被捅了5刀。后经法医鉴定其损伤为轻伤。游戏厅当天营业款1.4万元被抢走，杨某身上的2000元现金被抢走。”

　　在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后，借助房地产项目敛金成为关氏黑帮老三的重要手段。2001年，王红玉注册的宏基苑房地产公司与阳泉市城中村义井村委合作，搞起了房地产开发。义井村村民张铭笑(音)回忆说，王红玉祖籍河南安阳，其父亲曾是该市二建公司职工，从小耳闻目染的王对房地产项目情有独钟。而义井村的地理优势很快被其看中。

　　王九昌，68岁，时任义井村村委会主任。昨日，在他的家中，老人详细讲述了与王红玉的合作历程。

　　2000年，义井村领导班子决定向“三产”转化，必须有房地产项目支撑，义井村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在数个有意向的房产开发公司中，义井村最终选择了北京三优集团。但实际上，王红玉的宏基苑房地产开发公司才是真正的投资人。

　　迫于归还贷款的压力和村委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义井村两委以15万元/亩的价格出让土地给王红玉。这个价格在当时明显低于市值24万-30万元/亩的实际价格。义井村提出，王红玉必须在建设的小区西、北两侧各修一条宽20米和40米的规划道路，为了体现公平，合同约定，在项目开发完成后，一旦有房产项目，将优先宏基苑公司。在这种情况下，王红玉最终成功规划到义井村村西120余亩土地，开始了鸿龙湾小区的开发建设。

　　“2004年初，王红玉的小舅子(已被执行死刑)在山西太原因为涉黑出了命案。王需要去处理。我们的合作暂时中止。”王九昌说，为了不耽误房产项目开发，新的村领导班子引进了山西远鑫实业公司，在王红玉的鸿龙湾地块东侧一块约100亩的土地上搞起了燕竹小区房产项目。到了2005年，王红玉的小舅子涉黑命案一事处理完毕，王返回阳泉，并提出希望继续在义井村搞房产开发。

　　村民张铭笑是义井村两届村领导班子更迭的见证者，因为自家的运输企业颇具规模而与现任村主任曹兴泽关系紧密，对王红玉开展的房产开发项目较为熟悉。他回忆说，王红玉对远鑫公司“半路截胡”很是不满。拿出了当时与村委签订的合同，以“优先权约定在先”为名要求继续开发，但远鑫公司对此不以为然。很快，王红玉的看家本领使出——— 在多次争取未能阻止远鑫公司停工的情况下，王红玉以西、北两侧道路是其开发为由派出大量打手和工人阻挠远鑫公司的建设车辆进场，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曾参与处理事件的一名义井镇干部回忆说，王红玉的手下近百人长期占据远鑫公司的进场道路，导致义井村村民怨声载道。无奈之下，镇政府只好出面斡旋，但他们很快发现，收效甚微。王红玉凭借在黑道的名声和手里的“优先开发”协议，拒绝让手下撤离现场。

　　到了2006年年初，在阳泉市郊区政府土地、规划等多个部门的协调下，王红玉在被承诺可以继续开发义井村村北的一块20多亩的土地才算罢手。直到今年6月王红玉被抓，鸿龙湾小区(高层)项目仍在继续开发。义井村村民告诉南都记者，之前合同约定的1700多万元的地价出让金，王红玉至今也没有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