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发展具体目标 东莞时报制图 颜建明

　　东莞时报记者 叶能军 林春挺

　　12月26日，教育部网站公布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和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的试点地区。其中指定广东省、深圳市等地要“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形式”，探索建立督导机构独立履行职责的体制机制。

　　事实上，今年7月29日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出要“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

　　而就教育存在的问题，温家宝总理2010年2月27日在与网民交流时表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引来学界广泛关注。温家宝自2003年以来还曾在多个场合提出“教育家办学”的理念。

　　就这次综合改革试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东莞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试点将给包括广东省在内的地区自主探索教育发展创造空间，带来更多的机会。

　　如果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管办评分离、政事分开”视为一幅理想蓝图，那么将“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形式”作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的任务，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开始介入操作层面？

　　储朝晖：《教育规划纲要》指明了原则，是概念上的东西，但没说具体怎么改。而这次各个地方的试点，是各个地方自己报上来的，由改革领导小组审定、修改，形成了目前的这套改革计划。打个比方，如果把这次的改革视为一个水闸，闸门打开了，水闸里面的水流向哪里，就不再由水闸控制了。

　　那么这次广东省和深圳市作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的地区，也是自己提出来、经教育部批准后实施的？

　　储朝晖：是这么一个过程。上世纪50年代第一次院系调整，广东是吃亏最大的一个省份之一，1949年时广东高等教育在全国排名前四，院系调整以后，广东落到十位以后了。到了1978年以后，广东的高等教育又有很大的发展。那么这次试点又给了包括广东省在内的地区自主探索发展的空间，给了一个机会，各个地方根据当地实际进行教育改革，而不是全国有个统一的要求。

　　“探索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实现形式”和目前正在热议的教育去行政化是不是一个意思？

　　储朝晖：从内涵上看，有相同的地方。但教育去行政化不光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行政管理的问题。仅仅靠教育改革不能取得全效，还要跟整个体制改革协同。

　　您是这么看待高校去行政化的？

　　储朝晖：高校去行政化应该当作一个立体的东西来看。要想真正做到去行政化，要从最基层的学生课程做起，学校的课程安排要依据学生发展的需要来实施，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某一课程，而不是老师开这个课让学生来听。现在是把这两个顺序颠倒了。

　　高一层来讲，学院应该由教授自愿地结合组成，而不是说上面安排是否有设这个学院的必要，再把教授调到这个学院去上课。再高一层来说，由学院来组成大学，那么这个大学的管理重心应该说是比较低的，真正到校长的一级所要处理的事情就不是很多了，而只是给出一个大的方向。

　　目前高等教育的规模比起民国时期多了几百倍，但是基本没有民国时期那些大师，也回答不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与行政化有多大的关系？

　　储朝晖：高校的两个基本职责是探求真理和培养高级人才。不管是探求真理还是培养高级人才，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学生和老师要能够独立思考，能够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但是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做不到。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高校教育质量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处境，比如很多优秀的学生跑到国外去了，还有很多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探索、试点的本身就是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的质量是不是就集中体现在每一位毕业生的身上。从他们身上我们来看高等教育的质量？

　　储朝晖：高等教育质量最重要的，当然是看毕业生，就是高等教育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来。同时学校的师资、科研成果，以及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也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体现。

　　但现在给人的感觉是，高校重科研成果大于对人才的培养。这是因为高校自身没有自主性，自己不能确定自己的评价标准，现行的管理体制重视科研成果，把这视为评估高校的指标，使得高校要去迎合。

　　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给予高校自主性之后，高校就能出现名师高徒了？

　　储朝晖：高校能够自主地办学，这是前提。自主之后能不能办好，就要看谁来自主。如果说高校管理者本身就是通过行政任命的，不懂得教学规律，也不会去探究教学教育规律，自主也没多大用处。

　　只有自主掌握在懂得教育内在规律的人手中，也就是温家宝总理多次讲的教育家办学，只有真正实现了这样的目标，才有更大的可能实现质量的提高。但是现在由于行政权力有更大的力量，这样就永远只可能是低水平的重复。

　　自主要掌握在懂得高校办学内在规律的人手中，是否就意味着要实行教授治校？

　　储朝晖：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要让前面讲的这些基本原则变成学校本身的制度。比如校长是如何产生的，学校的钱是怎么分的，学校的人是怎么招进来的，包括学生是怎么招的、员工怎么进、教授怎么进。只有这些制度运行起来了，并为高校内所有人所遵循，才有可能让学校不断地运转，教学质量不断地提升。

　　《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提出，今后要引进三到五所世界知名大学到珠三角地区合作举办高等教育机构，东莞等很多地方已经跃跃欲试。以开放促改革是否也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一个路径？

　　储朝晖：我觉得这个路子可以走，但是要取得实效必须重视两点。一是思想理念的开放，也就是说，不单单是把这个学校的形体引进来，同时也要把现代大学的价值引进来。二是要用现代的大学制度来管理大学，不能用行政化或者是商业化的模式来管理大学。

　　我基本上有这样一个判断：如果中国能够用现代大学制度来管理大学，那么在未来十年内，中国完全可以出现世界前沿的大学。相反，如果这点做不到，投入再多的钱，改革的口号喊得再多，改革的花样再多，最终也实现不了这样的目标。

　　《教育规划纲要》提到在2020年要达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水平，从目前20%左右的毛入学率到40%，是不是表示到了2020年我们大学毕业生要面临更严峻的就业局面？

　　储朝晖：我分两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达到40﹪这个指标是不是很重要？如果社会有这个需求，这个百分比就会涨一点；如果社会没有这个需求，而我们仅仅是为了达到这个指标，这明显是和高等教育规律相互违背。

　　第二，是不是大学生多了就找不到工作呢？其实这两者之间不是绝对的，现在我们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主要是所学和社会岗位需求脱节太多了。而如果高校能够自主招生，能够自己发文凭，那就自然就会逼迫学校去寻找社会的需求来招学生，这种情况才符合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

　　相反，按照我们现在大学的这种管理模式，政府负责招生和发文凭，而学校只负责上课，这种职权分离反而可能导致教育问题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