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邢婷

　　王国栋的身后站着一群人。

　　否则这难以解释他为何会和有相似经历的钟如九、王进文一见如故，也难以解释他在微博中会屡屡转发有相似拆迁境遇的人们的求救。

　　目前，拆迁已成为全国范围的公共议题，“新拆迁条例”二次征询意见获得普遍的关注——王国栋们的个体境遇无法让人忽视。

　　2010年12月7日，王国栋名为“青岛横枪立马”的微博进入我的视野，时至今日，他的微博是我每天首先要浏览的网页。

　　关注他，不仅仅因为这个以前如你我一般平凡的小人物瞬间被推上舆论关注的焦点，也不仅仅因为他的拆迁境遇被放大甚至得到一定意义上的改写（如“暂缓拆迁”的结果），而是他借以维权的方式更为主动、公开。

　　在微博崛起的2010年，他维护自身权利的努力被刻上公民精神成长的印记。在轰动全国的“遗书事件”之后，他的维权行动进入新阶段，开始选择更加理性的依法维权方式。

　　他在微博上直播老宅的近况，向相关部门申请信息公开，而所有这些都被他当作证据保存。“证据”、“法律”这些词现在常被他挂在嘴边。

　　这个曾采取过偏激行为的男人已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每天多达几百条的微博转发及评论中，他会对譬如“拼了”等过激词语有所警惕——在他看来，这些负面情绪于事无补，他要诉诸法律推动事件的进展。这种理性，在拆迁户群体中并不多见。

　　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这也是以上书市长闻名的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生王进文推崇的解决途径。在王进文看来，如果王国栋的拆迁事件通过法律最终得到圆满解决，那么这对各地拆迁户无疑具有正面示范意义。

　　同为拆迁户，王进文说自己跟王国栋“同病相怜”。他理解王国栋的举动，如果不是面临“越拆越穷”的境遇，他就不会有一系列的维权抗争行为，各地也不会发生那么多因拆迁而起的悲剧。

　　一次意外的网络围观，让王国栋成了全国拆迁户眼中的“名人”。一如当年因向总理说实话、欠薪事件得以顺利解决的熊德明，事后曾遭遇很多农民工兄弟前来求助。王国栋同样被很多拆迁户寄予期望，对此，王国栋会尽力转发。

　　转发之后，这些人的境遇是否会引起关注、得以改善？对此我并不乐观。

　　事实上，王国栋的经历很难被复制；全国多起因拆迁而导致的公共事件中，也只有江西宜黄事件、山东潍坊王进文事件等少数几例的进程有如此大的逆转。除了相互慰藉，这种民间相互抱团取暖式的互助，不足以改善更多个体的处境。

　　最终仍然要靠制度层面的推进，要靠新条例的出台以及有力实施，以规范拆迁行为，界定政府权力边界，给予拆迁人合理补偿，避免更多冲突和悲剧发生。其中，政府征收程序的公开、透明是当务之急。

　　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沈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政府征收程序应该民主化，让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提各种各样的意见。被征收人不仅仅是在征收阶段，在更早的规划编制阶段，就要有机会参与，提出意见。”

　　“公开、透明”，这不仅是王国栋在维权行动中努力做到的，同时也是他对地方政府拆迁行为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