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呼和浩特1月6日电（记者 张云龙 勿日汗 刘欢）虽然家里超过一半的牧场被列入禁牧区，一半的羊被售卖，蒙古族牧民乌仁其其格一家仍然依靠畜牧业为生。在当地政府支持下，48岁的她向银行贷款买了20头牛，如今家里经济状况大有改观。

　　外媒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日前发表报告指出，中国的草原禁牧令侵犯了牧民的粮食权利，内蒙古和西藏地区的牧民尤其容易受到强制圈养、牲口屠宰等政策的不利影响。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2006年，乌仁其其格一家5000亩草场有3000亩列入禁牧范围。“虽然刚禁牧的时候，我家遇到不少困难。但如果不禁牧，我家的草场比现在要糟糕不知多少倍，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她说。

　　乌仁其其格一家四口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锡林郭勒草原，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放牧为生。在他们的传统观念中，畜群代表着财富。随着牧区人口增加，草原上的牛羊越来越多，锡林郭勒约3亿亩的草原上牲畜一度超过1800万只。

　　常年的过度放牧和连年的干旱少雨，使有限的草原难以承载，草原严重退化沙化，牧民生活水平下滑，传统的畜牧业因此遭遇严重挑战。

　　“从十几年前开始，一到春季，几乎天天刮沙尘，草原上的草越来越少，放牧一天，走几十里路牛羊也吃不饱，一旦遇到雪灾、冰雹等自然灾害，掉膘的畜群很难扛过去，我们的生活也受影响。”乌仁其其格说。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教授奥特根巴雅尔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地区的畜牧方式粗放，单纯追求牲畜头数，不重视经济、生态效益有机结合，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实行禁牧也难以为继。

　　生态恶化的影响远超出草原范围。上世纪末，锡林郭勒这座曾经绿草如茵的生态屏障，变成了悬在北京头顶的“沙盆”，沙尘天气甚至波及更远地方，草原生态治理刻不容缓。

　　2000年以来，中国相继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地治理等生态治理工程，内蒙古被列为重点地区。

　　为了让草原尽快得到休养生息，内蒙古在生态恶化地区实施禁牧、在生态较好的地区实行休牧和轮牧的政策，牲畜圈养和提前出栏减少草场压力，失去生产和生存条件的地区牧民易地搬迁。拥有13亿亩草场的内蒙古禁牧休牧轮牧面积达到7．81亿亩，其中禁牧面积约7000多万亩。

　　新的畜牧政策给牧民生活带来了挑战。赤峰市巴林右旗牧民阿拉坦苏和说，禁牧后牲畜需要圈养，增加了许多购买草料的成本，2009年纯收入3万元，而各种生产生活费用却有4万元。

　　为保障牧民的生活，中国政府投入巨额补贴。包括内蒙古在内的8省区启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从2011年开始，对实施禁牧封育的草场每亩补助6元；对实行草畜平衡的牧户给予每亩1．5元的奖励；对200万户牧民给予每户500元的综合生产资料补贴，对牲畜良种、牧草良种、牧业机械给予补助。

　　而内蒙古从2010年开始的5年内，阶段性禁牧区内牧民每亩草场可获每年5元的补偿，每人每年可获补偿金额在3000元至5000元。

　　内蒙古农牧业厅副厅长纪大才介绍说，从全区来看，禁牧政策是在牧民失去生产生活条件的草原严重退化区域实行的，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创造条件扶持引导牧民自愿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草场条件较好地区按照“草畜平衡”原则合理利用草原，通过划区轮牧、季节性休牧、草场和畜种改良、建设优质饲草基地等措施发展绿色畜牧业，提高畜牧业质量和效益。

　　内蒙古财经大学教授包明山指出：“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建立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调整地区间经济利益。”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乌仁其其格找到了新的增收方法。她利用银行贷款和项目资金购买了20头西门塔尔牛，还建起了160平方米的暖棚。

　　“西门塔尔牛产肉量高，经济效益比以往养羊要高很多，一年下来纯收入大约有6万元，我们不仅盖了砖房，还买了一辆轿车和一辆四轮小货车，生活比过去方便多了。”她高兴地说。

　　乌仁其其格所在的嘎查（村），2009年牧民人均收入达到7650元，比2005年的3648元增长了一倍多。

　　尽管仍有手把肉和奶茶，但随着时代进步，不少牧民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尤其是年轻人，往往更向往城市生活。乌仁其其格认为，可以在草原上生活，也可以有更多选择，这才是进步。

　　伴随牧民生活变化的还有草原面貌。据内蒙古草原监测部门统计，全区草原植被覆盖度现为38．85％，比2000年提高8个百分点，禁牧等生态治理区内草产量提高0．5倍至3倍，全区草场退化沙化面积由7亿亩减少至5亿亩。

　　中国日前公布的第四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表明，中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整体得到初步遏制。5年间，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减少1．25万平方公里和8587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