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木华（职员）

　　有媒体统计了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973项目，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1月6日《中国青年报》）

　　这样的统计数据引发了媒体对“首席研究者多官员”的担忧，一是担忧这些首席学者会因为行政活动而降低学术水平，他们“能不能产生真正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值得怀疑”；二是担忧这些戴着官帽的研究者，会让“真正的学者没有机会”。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现实确实存在这种“权力通吃”的现象，然而，如果时间倒流数十年，我们会看到过往年代中，学者戴官帽的现象为数也不少。比如民国时期的北大，历任校长中有严复、蔡元培、胡适、汤用彤等人，这些人的学术能力显然是毋庸置疑的。再看看国外，著名的哈耶克也曾经担任过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

　　笔者认为，一些人对“官帽”界定宽泛，对“去行政化”也存在着误解。新闻中将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等都列为“官员”，这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官员，如果将研究课题组的组长都列为官员，自然会得出“研究者多官员”的印象，然而，一个研究项目，能没有负责人吗？如果说有一些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确实不搞学术，只搞行政，这当然应该抨击，但不能因此得出研究所所长、研究中心主任等“官员”应该远离研究课题的结论。

　　新闻中某位教授认为：“国家应该出台去行政化的相关法规，严禁官员们申报课题，专职行政人员不得承担和主持国家课题。”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前提应该是正确理解“去行政化”，“去行政化”不是说研究机构的领导者必须是不做课题研究的专职行政人员，而是说“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行政不要过多影响学术。

　　解决“首席研究者多官员”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让研究中心主任、所长、课题组长变成货真价实的研究者，如果他们的行政职务只是表明他们对研究负责，我们又何必担心他们头上的主任、所长称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