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这个“河南现象”我们大致能够得出结论：如果在腐败易发领域缺失有效的监督机制，四五年出一个大贪官不是怪事。而四至五年，恰好是一个厅局长逐步权力过大、膨胀乃至失去控制，而制度在一把手面前渐显无力的周期，也是贪腐之心逐步积累、受贿数额逐步完成的周期。

　　“楼竖起来了，人倒下去了”。这是形容国土和城建领域腐败多发的一句常用语。“路铺起来，人栽下去”，不用想，这句话肯定是指交通部门官员因贪落马的“惨状”。

　　说“惨状”，别以为有同情这些倒霉蛋的意思。没有哪一个交通巨贪不深负祸国殃民的罪孽。说“惨状”，完全是说他们的前“腐”后继，已经到了令人咋舌、不忍目睹的程度。

　　据昨日的人民网报道，因涉嫌违纪问题，现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董永安被纪检部门“双规”。这条新闻不能算石破天惊。这些年，在交通领域，贪官被双规、被判刑实在不胜枚举。据一项统计资料，从1997年到2008年，全国已有近20名交通厅长因腐败落马。厅长以下的局长科长那就多了去了，加上近两年，可以说交通腐败现状极其严峻。但是，在一个地区，连续发生几任厅局长都栽在贪腐上，还是够触目惊心的。人民网转述记者报道说，“交通厅长被双规在河南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1997年10月，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因受贿被判刑15年。2001年3月，曾锦城的继任者张昆桐因受贿、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2006年8月，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收受贿赂1900余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连续四任厅长大人前“腐”后继，全部卧倒，平均每四五年就一个，这样的频率特性，似乎印证着一个腐败“周期律”。透过这个“河南现象”我们大致能够得出结论：如果在腐败易发领域缺失有效的监督机制，四五年出一个大贪官不是怪事。而四至五年，恰好是一个厅局长逐步权力过大、膨胀乃至失去控制，而制度在一把手面前渐显无力的周期，也是贪腐之心逐步积累、受贿数额逐步完成的周期。随着任期将尽，权力寻租到达顶点，因而暴露的概率也相应提高。

　　河南连续四任交通一把手因贪“翻车”不是孤例。

　　2008年7月16日，江苏睢宁县交通局局长任树楼受贿案在县法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巧合的是，2007年底，前任局长吴朝龙因受贿罪受审，当时也是站在同一个被告席上。而在吴朝龙之前担任交通局一把手的王敦亚，同样是因受贿罪于1998年1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0年间，连续三任交通局长前“腐”后继，这在睢宁引起不小的震动。交通局长“高危”因此成为一种反腐现象，折射出腐败在高速公路上延伸绝非偶然。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腐败案例？

　　是这些交通厅局长天生就是个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贪腐“瘾君子”？

　　我们可以从河南落马厅长上任时的豪言壮语悟出一些端倪。有媒体报道，第一任“落马”厅长曾锦城在任时就曾以写血书的方式向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曾锦城案发后，第二任“落马”厅长张昆桐一上任便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张昆桐被捕后，第三任“落马”厅长石发亮在刚上任时也表示要吸取张的教训，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

　　这些“廉政名言”难道全是欺世盗名的假话、戏言？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虚情假意的成分，但并非尽是屁话。一般官员在就任时不能不说曾经有着可贵的抱负和追求，也有着一定的廉政警觉和自觉。问题是，随着他们权力的膨胀，渐渐变得目中无人、我行我素，置制度与法纪于不顾，开始放松警惕。而交通工程，历来是金桥银路，利益聚集，块块都是肥肉。一旦外在的监管失效，制度的制约无力，作为一把手的厅局长，稍有歪心杂念，即便当初信誓旦旦，也难敌长期的利益诱惑，孳生腐败的风险就变得相当高了。因此，依靠个人的自律，往往靠不住。

　　飞速的发展、巨大的投入在大大改善中国交通状况的同时，出现了这么一个“副产品”——交通腐败丛生， 这是与当前的交通体制分不开的。

　　新华社记者曾经在采写因贪落马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贪欲纵容堕落，体制纵容腐败。文章分析道，从深层次上说，正是制度上的诸多缺陷为卢洞开腐败之门创造了条件。经验和教训再次提醒，交通“政企合一”投资体制必须尽快改变。

　　除了“政企合一”弊端外，大权独揽，监督不力，制度废弛，是这些厅局长们迅速滑向犯罪深渊的助推器。

　　深化交通体制改革，是遏制交通厅长前“腐”后继的真正法宝。五年前，时任交通部长的张春贤对“交通厅长”腐败问题毫不讳言。他说，交通部对此的态度“除了严惩还是严惩，除了总结教训还是总结教训”。

　　五年过去了，除了严惩，总结教训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