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2010年12月16日，依据2009年度土地实时卫星照片执法检查结果，国家土地总督察约谈土地违法严重的5县7市的12位地方政府“一把手”，备受关注的首次土地违法问责正式启动。5日下午，受国家土地总督察的委托，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约谈土地违法违规严重的山西大同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处于北京局督查的区域。北京局副专员王仕程特别说明，北京局约谈山西大同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根据相关的规定和标准进行的。

　　王仕程表示，为进一步督促各地加大整改查处力度，在12月16日集体约谈12个市州县市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基础上，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同志委托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约谈本地区已纳入启动问责范围内，月平均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排序靠前的1个市或县。按照上述标准，确定由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约谈的城市为山西省大同市。面对面地进行督查，面对面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面对面地商议整改查处工作。

　　王仕程在会场通报说，2009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检查，大同市新增建设用地中违法用地179宗，大同市共辖11个县区，其中超过15%问责比例的共有6个，南郊区、新荣区、灵丘县、浑源县、左云县、大同县，全市立案查处179宗，收缴罚款762万元，提出党纪政纪处分建议74人。

　　山西大同市市长耿彦波则说，“大同市因土地违法被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约谈，作为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深感愧疚，特别由于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影响到我们一些基层的干部心情非常沉痛。大同市面临着在保护古城的同时发展新区的新目标，究竟如何才能处理好既保发展又保护资源的关系，是摆在大同人面前的一个问题。而这次约谈，对大同而言是当头的棒喝：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地根不能松，红线不能碰。

　　北京局局长李永杰提出，交通运输违法用地和工矿仓储违法用地是山西大同市违法用地的突出问题，他建议相关部门专题研究解决，同时强调，对于山西大同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一定要认真整改查处问责，坚决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

　　山西省政府副秘书长韩和平说，此次约谈给山西敲响了警钟：山西需要发展，但发展不能再以碰触耕地这条红线为代价。

　　对话

　　去年11月，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与郑州大学法学院等12家院校合作的“中国土地法律制度项目”结项，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刘小冰教授对土地使用问题非常忧虑，他认为仅仅靠约谈等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刘小冰

　　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教授

　　仅采用约谈等手段远远不够

　　现代快报：有媒体发问，与集体约谈相比，委托约谈是否只是约谈方式的改变？你怎么看约谈的背景？

　　刘小冰：这种约谈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土地流失非常严重。人们脑海中“地大物博”概念需要改变，我们不再可能像以前认识的那样，似乎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土地可以用于房地产开发。客观上讲，我们近些年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与大规模地、廉价地使用土地是有关系的。关于这，我们可以从各地招商引资过程中土地使用费的大规模降低中看得出来。

　　现代快报：国土部在2010年曾公布问责时间表：7月督查、8月约谈、9月问责。那么像约谈一类的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

　　刘小冰：应该说，相关的一些措施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现代快报：约谈中，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副专员王仕程表示要面对面地商议整改查处工作。”问题是在这些被约谈的地方政府“一把手”的身后，是当地很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有网友问，都到了这个程度，还有什么好商议的？

　　刘小冰：我们目前在土地管理上包括约谈在内的一系列措施还是过软，仅仅采用这样一些手段，远远不够。一些所谓的硬手段，到了地方上就被化解于无形，这样的情形我也耳闻目睹过。仅仅希望一两个人派驻到地方来解决土地使用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土地使用的问题，还是要靠制度来解决，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一种自上而下的措施来解决。

　　土地问责开展得并不是很好

　　现代快报：去年12月，国家土地总督察、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等也约谈过12个地方政府负责人，媒体报道说，尽管浙江有杭州和绍兴两地被要求限期整改，但此次12个约谈县市的选择是依据违法用地的严重程度进行筛选的，“一个省里有好几个市，选最严重的市，市里边又有好几个县，选择最严重的县，层层筛选。”

　　刘小冰：这样的约谈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用处的，这种手段没有相应的、严厉的法律责任作为后盾。

　　现代快报：公众一直在期待最严厉的问责风暴，土地问责风暴会来吗？

　　刘小冰：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土地问责开展得并不是很好。很多地方政府是以土地的优惠政策作为代价或诱惑，来招商引资的，而这些所谓的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国家的土地政策的。那么从科学发展的高度着眼，就应该改变目前的土地政策，而实行严格的土地控制。我对目前国内的土地使用状况非常忧虑，从这点来说，简简单单地找几个人来谈话，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使用问题。我个人认为，目前大规模地滥用土地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它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找人谈话就能解决的问题。可以说，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采取的政策，是以“土地的犯罪”作为代价的。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土地财政，原因也在这个地方。如果要问责的话，首先要问国土部的责。快报记者 刘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