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梅生

　　一分钱恨不得当两分钱花的父亲，不是农民，是个月收入两千多元的老干部。他从1952年开始工作，当了45年乡政府的第一书记，穿打补丁的衣服有30多年。那时候工资低，孩子又多，家里经济可谓捉襟见肘。可如今，孩子们一个个都已成家立业，父母亲也没什么负担了，他们却还过着简朴的、低碳的生活。

　　那时候我的家还在乡下，母亲在乡里教书，父亲在30多里外的地方工作。我们每每听说父亲要回家，总是在欣喜的同时，内心又很惧怕。他不常回来，但一回来就板着一副脸孔，两只眼睛熠熠闪光，监督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如果掉下一粒米饭都会遭到他的厉声斥责。小时候家里还没通电，点煤油灯。父亲为了省油，把灯头扭得极小，有时候在熄灯后还起来检查我们是不是在偷着点。我那时候正如痴如醉地看《少年文艺》，由于怕挨父亲的骂，只好躲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看，有一次一夜间竟用完了四节电池。

　　我的家庭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虽然也经历过穷困时期，但相比别的家庭经济状况还要好些。父亲一直很节省，而且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我们几个姐妹在出嫁时，家里经济早已翻了身，但父亲坚持他的新事新办的思想，不让我们的婆家来一辆车接新娘，也不陪上一大车嫁妆，不通知亲朋好友吃喜酒，也没有拍婚纱照的、扛摄像机的。我的婆家离我家有六七里路，结婚那天，先生只身一人来领着我，一起走到他的家。一路上，我的心情没有因翩翩飞舞的蝴蝶和千变万化的云彩而有一丁点的高兴，心里就是感到委屈。年少时幻想的香车宝马穿过闹市，白衣白裙飘逸若仙成了永远的期待。

　　父母去年买了新房子，两个人尽管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但还是欠下八万多元债务。搬家时，是否搬走老屋里的破旧家具成了我们争议的焦点，但最终还是如了父亲的愿，旧家具照搬。那个发黄的菜篮子，买菜拎了五六年，篮绊坏了又编，比麻花还绞。那个旧摇床，从我们的小时候摇到我们的孩子的小时候。随着我们的孩子一个个长大，父亲把旧摇床保管好，说还要继续往下摇。那个简易的旧书架，没有上漆，颜色已是黄中发黑了，比我们的年龄大得多，仍旧还负载着父亲的许多资料和书籍。阳台上的那些花儿，总是生机勃勃，一副吃饱喝足的样子，都是父亲每天从厨房端来淘米水、洗菜水浇的。那些电灯，都不超过二十瓦，发出的是微弱的光，在夜晚，更显得形单影只了，父亲通常只允许开一盏。

　　我把父亲的这种节俭生活称之为“减法生活”，一个“减”字，替我们的夫婿省去了一场豪华的婚礼，减轻了多少额外的负担。一个“减”字，让家里的柴米油盐、衣着家什延长使用寿命，日积月累，也会省去一大笔开支。

　　现在父亲更是底气十足地说：“政府也在提倡节能环保，低碳生活。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少用一点，就能给子孙们多留一些。”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周边的人这样做，经常到我们姐妹家走动巡检。父母还住在旧房子的时候，我的新房子与其住处相距不远，我可没少挨父亲的骂。像倒剩饭、不拔电源插头、不及时关闭自来水龙头等细节，都经常被他人证物证齐全抓现。我的坏习惯因此慢慢有所改进。

　　现在我已懂得，父亲的“减法生活”其实就是一种低碳生活的行为。因为这，我们都摆脱了贫穷，过上了一种滋润的生活；因为这，我们的孩子都获得了父母给予的一笔大学奖励资助；因为这，我们也都读了许多书，至少也是高中毕业；因为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如果13多亿人都像我的父亲一样，假如每人每天节约1克资源，全国一天就能节约1300多吨。大家都来减排、减负、减污，减，减，减，那么快乐和幸福就会加，加，加。

　　浮世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