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名退休技术人员

　　古飞

　　65岁，他不抽烟，但19年来，从成都到美国工作，再从美国回成都生活，他与香烟却有好几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香烟逐渐成为中国人际交往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成都人古飞的一块心病。

　　1991年，古飞应邀赴美工作，18年的经历改变了他对“禁烟”、“控烟”的看法———严厉的禁烟措施，有力保护了不吸烟者的权益

　　2009年，古飞回到成都，他发现和出国前相比，中国的控烟环境没有本质变化

　　2010年12月，古飞给云南红塔集团打电话，建议他们实现减产、转产……

　　“

　　我觉得，即使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抽烟，也应该是一种基本的礼貌。”

　　他的心病

　　美国经历

　　65岁的古飞是成都一名退休技术人员，他不抽烟。但19年来，从成都到美国工作，再从美国回成都生活，他与香烟却有好几段不得不说的故事。

　　他的心病

　　别抽了VS开下窗就好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古飞在四川家研究所担任所长。从那时开始，香烟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每次外出开会，同行的司机、记录员、工作人员都会在车上抽烟。“你们别抽了，我有点受不了。”古飞劝道。“没事，把车窗开一点就对了！”古飞也不好多说，只觉得往返的路途让他难熬。还有一件事让古飞印象深刻。单位要进一个新同事，他到对方单位去提档案。一阵寒暄之后，古飞对处长说明来意。谁知对方话锋一转：“这个人我们不放。”后来新同事去追问原因，处长说：“那个所长不懂事，烟都不晓得散一根。”

　　那个年代，香烟逐渐成为中国人人际交往的重要内容。古飞虽然烦恼，但作为所长，他也准备了一些香烟供单位应酬用。

　　美国经历

　　抽烟不听劝 面临被拘留

　　1991年，古飞应邀去美国工作，一去就是近18年，这段经历改变了他对“禁烟”、“控烟”的看法。

　　古飞说，上世纪90年代，纽约就开始在室内公共场所禁烟。“如果室内公共场所、办公室里有人抽烟，马上会有人上前劝阻。一次劝阻不听，就会有人报警，警察劝阻再不听，那就面临拘留了。”在古飞看来，严厉的禁烟措施，有力保护了不吸烟者的权益。

　　有一年，中国几位专家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几位美国学者正围着中国专家探讨问题，一个中国学者听着听着，竟然在有禁烟标志的室内点燃了香烟，烟雾弥漫开来，“美国学者马上变了脸色，愤怒地离开了。”古飞说，这件事让大家很尴尬。“我觉得，即使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抽烟，也应该是一种基本的礼貌。”

　　他的努力

　　在医院劝说 对方称“关你啥事”

　　2009年，古飞回到成都居住。由于身体不适，他到川医住院。“我发现6楼靠近我们窗子的地方，几个人站在那里抽烟，烟味顺着风就飘进了房间。”古飞上前劝说，“不好意思，这里是医院，你们能不能不要在这里抽烟，影响其他病人。”“关你啥事嘛！哪个规定不能在这里吸烟嘛！”对方横眉冷对的态度，让古飞只得选择气愤地离开。

　　此后，他开始研究中国“控烟”的相关承诺，他发现和19年前相比，控烟环境或许有所好转，但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禁烟应该有一部执行有力、惩处得当的法律。”古飞发现，因为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即使是要出言劝说对方，也没有足够的底气。“最初我也会坚决提出意见，现在我选择尽量避开，虽然气愤，但也无计可施。”

　　两次致电红塔集团劝其减产

　　古飞认为，烟草行业的限产、减产应该是控烟的重要内容。上个月，他给云南红塔集团打了两次电话。“我希望联系他们董事长，建议他们实现减产、转产。”办公室人员称董事长出差了，一定代为转达他的意思。

　　烟草带来的利税、劳动岗位，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控烟的障碍。古飞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利税与香烟带来的危害比较不值一提，劳动岗位可以通过转产来提供。

　　古飞认为，中国失约的原因不是做不到，而是主管控烟的部门没有拿出强有力的措施。

　　推拿店老板生病后的变化

　　不过，古飞发现，身边也有变化，虽然是以惨痛的教训为代价。

　　古飞在家附近一家推拿店交了160元，但他只去了两次就受不了了。“十几平方米的铺子，还有玻璃门封闭，客人在抽烟，推拿师空闲时也在抽烟。一间屋都‘白’了！”古飞找到店铺老板说：“你要是再不禁烟，就把我交的钱退给我！”老板拒绝了他的要求。一段时间后，古飞在路上碰到了这位老板，发现对方脸色不好，上前询问。“哎呀，你不晓得，我靠近肺上长了一个泡，花了3000多块钱都还没医好！”老板说。

　　“上次我又经过那家推拿店，看到老板在批评一个推拿师，意思是说他不应该老在店里抽烟。”古飞说，他希望今后能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类似的变化。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