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陶林

　　历史遵循着自然界最普遍的规律。当某种巨大的权力意志作用于时间的某个节点，那段时光会发生扭曲，慢慢地，光线被吸纳干净，形成了历史的某段黑洞。要命的是，那么多活生生的文化生命，传说中成群出没的文化大师们，一下子失踪在历史的空间里头，仿佛经由黑洞到了另一种元空间里去了。及至今日，国中可以说竟无一扛鼎之人，携文化之巍峨。那么，为何天才成群地来，又成群地去了？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像很多力图挖掘现代人物史的学者一样，岳南一直以来跟历史的黑洞耗上了。他不遗余力从断了层的历史空间里挖掘出那些大师的踪迹来，加以分析、梳理和整合，细致地摸索出他们深埋在大地里的脚踵，充满了“知识考古”的乐趣。一部《南渡北归》则雄心万丈地要为一代人、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造像。而岳南所选取的时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艰难的抗战八年。

　　透过这段多灾多难的光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蓬勃刚毅、不屈不挠和无畏从容的生命底气。战火烽烟之中，不是血肉铸成的长城，而是一个个特骨铮铮的个人，凸显得更为清晰。我记得曾在一篇文章中看过，马一浮老先生在香港防空洞里躲轰炸的时候，满怀信心说过：“这场战争注定是中国赢的。我们用第一流的人才在抵抗着日本二流人才的进攻，焉有不胜之理！”这句话我印象极为深刻，觉得与当时的汪精卫之流的悲观论调相比，文化大师的眼界高了去了。古语所谓福祸相依，纵然抗战是全民族的不幸。甲午以后，所谓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运数发生了此长与彼消。日本经由明治维新所积攒的国气在军国的癌症和疯狂中走向沦亡，而中国戊戌变法后日渐颓废的国势在一波波的内部“革命”冲动下反而慢慢好转。抗战八年，大部分清醒的文化人能看透这种易数之外，他们坚持不妥协且无论在多恶劣的环境里都信心满怀，显示出相当给力文化的头脑。

　　因此，纵观岳南的《南渡》，虽然以“国破山河”在为引子，却绝少那种“吹断山河是胡笳”的悲凉。历史总是在细微命运的沉浮中唉声叹气，却总不免终结于宏大叙事的欢声笑语。犹记每读到现代文学史诸大家，无论是郁达夫、老舍、周作人、钱钟书……笔下抗战的生活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的，但无论抵抗的、逃亡的、“下水的”还是置身事外的，绝不会在他们的笔端读出亡国的绝望来。这种充沛底气投射在《南渡北归》之中，则具体展示为知识界的那些个大师们辗转于烽火连天，却从无一人放弃过自己立志的事业，不仅如此，还穷且益坚地把各自的学术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纵观人类的学术历史，世上恐怕少有一段历史进程像中国抗战八年这样，国家多舛而学术益盛的。《南渡》里重点书写的“李庄”与“西南联大”，笔端所照至的那些学者，在隆隆炮火、朝不保夕的困境里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探索；在既无“评奖”也无“职称申报”乃至没有一点稿酬回报的前提下，还能不慌不忙、不急不躁地一部一部地推出学术精品，培养出大批日后成就斐然的优秀人才。如此大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令人感动万分。心中立志，品行立德，秉持着独立与自由的生命姿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完全是一副《山海经》神话英雄的群像。要说真正不为任何功利意图、只为民族文明薪火相传的“可歌可泣”，《南渡》的记录作为一段历史影像，诚实、全面而又富有人情味地保留了见证既往的巨大价值。历史经由《南渡》，不再是一块黯淡无光的黑洞，而是温暖、冷峻、残酷、热烈、层次分明又百感交集的一段旅程。在战乱和杀戮、野蛮与侵略面前，人的毅力、信念、勇气、智慧、操守……一一慢慢凸显，并且像群星闪耀那样集中呈现出光芒来，遂成就了大师群体登场的美谈。

　　我细细看下来，岳南在《南渡》一书中的写作是含蓄而内敛的，表面上很随意，但收放自如。且类似于《水浒》的笔法，点题写抗战，然后不慌不忙地把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细细介绍得生动活泼，信笔由缰地挨个儿写他们的谈笑风生、他们的事业成就、他们的命运坎坷。等一连串的人物交代清楚之后，再来个笼统打包，聚义到李庄的中研院与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大。李庄、昆明、长沙、泸州、宜昌、桂林、蒙自、滇川……这些散落在广袤山川里的名字，和流亡的学人们一起变得熠熠生辉。对于从全局高度了解一下抗战烽火里群生百相，没有比全书的视角再好的选择了。相比较于当时士人带有情绪记载的限制性，如许许多多学者单纯描述残酷的抗战生活的文字，或带有主观臆念描述的偏颇性，比方钱钟书的《围城》，后来人或许能够看得更从容许多。

　　于是，一个个陈列于史籍的名字：陈寅恪、傅斯年、胡适、李济、蒋梦麟、梅贻琦、丁文江、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金岳霖、曾昭抡、董作宾、夏鼐、陶孟和、郑天挺、李方桂、吴金鼎……都像风情画一样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我要说的是，这些一时之人杰，个个都非常独特，个性鲜明，观其言、听其形，如同欣赏很多独特的艺术品那样，充满了人性的盎然意味，富有浓重的人格魅力。岳南是位积淀丰厚写史的高手，一直追踪于历史发现的叙述，文笔严谨，讲究文必有据，并不善于用小说家、散文家笔法刻意去塑造人物、营造氛围什么。但大师总是大师，在极不其意的一笔中，都能展示出独特的人格魅力：

　　梁启超的至理自我介绍“兄弟我没什么学问”，“还是有一点的”，牛得不一般，堪称牛气冲天；金岳霖的赤子般的痴傻风格我是早有耳闻的，一生痴迷林徽因也算用情之极，但呆呆乎乎到接了电话连自己都记不得自己是谁了，更堪称经典；化学专家曾昭抡，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后人，特立独行，并且骨子里透着可爱，不修边幅在其次，只因为某校领导上一个轻慢，就从中央大学跳槽到了北大，堪称人瑞……还有一大帮子学者之间的龌龊、互相的攻讦、闹小矛盾、搞小别扭等等，我等在远远地方看来，一点不觉得这帮子大师有小人心肠或者小肚鸡肠，倒是都十分性情中人，坚持自我，不怕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不怕挺直腰杆说真话。总而言之，可爱得很。

　　遥想当年，抗战是何其艰苦，当时许许多多的作家笔下，我们看到了一幅人间地狱图景。日本人自然是凶神恶煞，他们野蛮地闯入了千余年来俯首称臣的廓大邻邦，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法西斯行为，不如说是对母体文明许久以来压抑的一种反弹。侵略者造就的不幸是大的，而比之更不幸的是民族自身在这次祸乱中渐渐暴露出来的内部大分裂，以及制造这种分裂的力量的壮大。对于所有知识分子而言，身为“大师”固然是荣耀的，但师之再大，却也无力左右集体命运的大动荡。那么多的大师凝聚在大后方，如风雪中捧着一支烛火，保存着中华文明的元气，却也难得地舒张出一块自由思想的空间来。随着侵略者的益发疯狂，战争的形势貌似走向了恶化，但知识分子群体的自由度却越来越大了。我们在《南渡》一书中所见的那一派苦中作乐、怡然自得人文农耕景象，正是这种自由的产物。李庄虽然拥挤不堪，但来往李庄的人从无懈怠；蒙自虽然偏僻，西南联大虽然简陋，但在联大的人时刻不忘国危与争气，于南湖之畔发奋读书，不顾敌寇之至。他们或许都会以为这是最危险的时刻，是最苦难的困境，但绝不想到纵然如此糟糕环境中的努力，也是终将慢慢变成了绝响。

　　历史的变易在《南渡》所陈述的抗战时段中还看不出端倪的，我们是读者、是看客，同为读书人，却绝无看历史作演义的心境。大师们都在《南渡》中慷慨激昂，满腹学问与见识地比类着历史上历次南渡的前世今生。我想，彼时，他们根本不会相信历史给予他们还远不止这一次颠沛流离的苦难。合上书卷，我在一旁暗自感叹：一位位熟悉的精神师长们，你们都并不知，自己的命运还将远行，将径直走向各自的十字架，将慢慢带着人文的气息失踪在历史诡异的航道里……冥冥中，谁都无法获知：那么多天才和大师，都将会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