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10日这天晚上，首都警察厅上至厅长下至警员终于松了口气。这口气从去年的圣诞节开始到今天，已经憋了半个月了，真不好受。1946年12月25日那天，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总翻译官宋约翰开着车子带着马歇尔等人去黄浦路励志社听音乐度圣诞，谁料出来车就不见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偷盗事件，而是“事关国体”。首都警察厅立即投入刑侦中，终于在来年的1月10日，找回丢失的车子。那么，这其中的细节如何？马歇尔对此事有何态度呢？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张荣

　　圣诞节夜，美国总统特使座驾遭窃

　　1946年的12月25日，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的第一个圣诞节。这圣诞节在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国民政府也鲜为圣诞节搞一些庆祝活动。但这已是国民政府第二次大肆举办庆祝活动的圣诞了。其原因关键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美国特使马歇尔。根据1945年12月21日《中央日报》报道，12月20日这天，65岁的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出现在上海江湾机场，他来中国的目的是“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第二天，马歇尔就出现在南京与蒋介石会晤。12月22日，马歇尔来到重庆。为了迎接马歇尔，12月25日，尚未还都的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了官方的庆祝圣诞活动。1946年的12月25日，这个活动再次举行。马歇尔一行坐着牌照为USA20593633号的专用吉普车，从宁海路公寓出发，到达了黄埔路上的励志社。

　　“和现在一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外的车在中国的牌照有点特殊。今天，大使馆外籍汽车，牌照为黑底白字及红色“使”字标志。领事馆外籍汽车，牌照为黑底白字及红色“领”字标志。2004年之前，其他外籍汽车，牌照为黑底白字。不过，从目前极少的资料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使馆的车都是挂各自国家的车牌照。”对车牌深有研究的车友王先生告诉记者。

　　这辆挂着美国车牌的车子当时停在了励志社的门口。晚九点时，车子突然不见了。

　　美国总统特使的座驾竟然在励志社岗哨的眼皮子底下失踪，这可不是小事，首都警察厅很快派出得力干将——刑事警官兼北区警察局刑事科副科长陈可友负责此案。马歇尔在国民党众高官一片宽慰声中，倒未有刁难之语，只是心事重重地坐上了另一辆车回到了宁海路住处。

　　而对于负责此案的陈可友来说，这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循迹追踪，刑侦警察无奈止步部队门口

　　陈可友办案经验十分丰富，平时多坐镇警厅指挥办案。此次亲临现场办案，他深知责任重大，因此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待围观的人群散去，陈可友拿着手电筒在吉普车的停放处仔细地观察起来。突然，他发现地面隐约现出几处泥灰，与周围不同。趴下来细细一看，原来浸染了油渍，被围观者脚踩之后，吸附了灰尘，颜色略深。警员们立即打开所有手电筒，沿着星星点点的油渍追踪，一直到太平路三十四标附近，油渍突然消失了。警员们立即散开，四处寻找，竟然在陆军总司令部门口发现了同样的数点油渍，看来失车在此停留过。陈可友立即询问司令部门口值岗卫士，被告知，就在半小时前，有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曾停在这里，司机下车后同司令部汽车队的吴鹤鸣见了面，交谈了一会儿后就驾车离开此地。

　　难道，这偷车贼和部队的军人有关，看来事情比较复杂。陈可友一时拿不定主意，决定先回警察局，向上级报告后再作打算。

　　“陈可友拿不定主意是肯定的。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军队和警察本身属于两个系统，一个隶属军政部也就是后来的国防部，一个隶属内政部。平时是互不干涉，而且因为各自不把对方放在眼里，他们还经常发生摩擦。”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授告诉记者，就在这一年的8月7日，上海的部分铁路警察和宪兵二十三团排长滕久烈等30多人，在海防路527号芷江大戏院为买戏票一事发生冲突，滕久烈竟率手下悍然开枪，当场打死铁路警察胡山昆、马茂良，打伤多人。警察和军队的梁子已经摆在了台面上。这个时候无真凭实据地去调查军人，万一出了岔子，麻烦就大了。

　　那么，警察厅将会如何协调此事呢？

　　胆大包天，窃贼竟托付军队友人卖赃车

　　陈可友立即返回警察厅，向警厅韩文焕厅长及副总队长曾狄汇报了调查情况。韩文焕思索了一会儿，写下了“事关国体，特令克期破案”的手令，并亲自打电话协调。最终被同意，可以调查涉案军人，但不允许将此事在部队内部公开，更不能进入部队调查。陈可友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吴鹤鸣外出时进行调查。他派出数名警员，白天黑夜地蹲守在陆军总司令部门口。

　　大概吴鹤鸣也心虚，竟然新年都窝在部队里了。1947年的1月7日中午，吴鹤鸣终于出“洞”了。下午三点，陈可友带着警员在西方庵（今洪武路附近，记者注）23号堵住了吴鹤鸣。没费周折，吴鹤鸣就全盘交代：偷车人是车队驾驶骆芳荣的朋友，叫做刘智远。案发当日，刘智远曾到部队找骆芳荣。当时骆芳荣不在，自己就出面接待了他。刘智远等骆芳荣回来后，说了他的目的，就是托骆帮忙卖掉一辆吉普车。据刘智远解释，这辆吉普是一个翻译官托付代卖的，而这名翻译官则接受了一位离华美军朋友的馈赠。骆芳荣和吴鹤鸣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有赚头，但他们都是小兵，人脉还不够广，于是，二人就找到了车队的班长张明德，说了此事。张明德立即物色到了一个急于购车的某处长，双方讨价还价，以三百万元（法币，记者注）的价格谈妥。但该处长为人谨慎，要求看汽车的保单。刘智远假装带他前去，到了太平路一带，找了一个借口，就一去不复返了。自此，吴鹤鸣只在上个月的30日遇到刘智远一次，此后再无联系。当时，刘智远告诉他，自己住在华中旅馆，每晚都会到夫子庙附近的凤凰餐厅欣赏音乐。

　　陈可友等人听完吴的交代后，将其扣留。第二天一早，陈可友捕获了外出的张明德，9日早晨，又抓获了骆芳荣。两人的供词和吴鹤鸣一致，剩下的关键一步，就是抓捕刘智远，夺回马歇尔的座驾了。

　　不过，让陈可友没有想到的是，抓捕刘智远的行动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

　　物是人非，座驾寻回

　　特使却已离京回国

　　1947年1月10日晚，陈可友一干穿着便装的警察，带着吴鹤鸣出现在凤凰餐厅。八点钟，刘智远果然出现在餐厅门口。他朝餐厅里四处张望了一下，突然愣了一下：吴鹤鸣竟然在这里。刘智远立即意识到出了问题。他掉头就走，迅速上了一辆奶黄色的吉普车，向中华门方向逃逸。陈可友等人立即驾驶一辆吉普车追赶，两车相距一百五十码。不过，他们的车真的没法和特使的用车相比，两车距离越来越远。出中华门时，陈等已落后二百余码，经雨花路追到京芜公路上，双方距离已在三百五十码开外了。陈可友见无法追上，就掏出手枪，朝前面的汽车开了一枪。刘智远听到枪声，心里一慌，方向盘一打，车右轮陷入了路旁的烂泥里。陈可友的车追到还有五十码的时候，他的车才脱离此处。陈可友见状，立即又瞄准刘智远的右臂开了一枪，这时，正好刘的车身左斜，子弹穿过右车窗防风玻璃左下角。刘智远顺势滚下车，爬山逃脱。陈可友等人立即来到刘智远开的吉普车前，细细一看，这车明显被动过手脚。原来是草绿色，被临时油漆成奶黄色，布篷也被除去。车身的牌照显示是首都用车。而警察也在车内找到了多块方便更换的牌照。

　　陈可友松了口气，将这辆美国特使座驾开回警局。第二天，马歇尔的总翻译官宋约翰将车取回。警厅方面也承诺一定要缉拿刘智远归案。

　　只是，此时已物是人非。马歇尔丢失座驾时，其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而座驾追回时，他已卸任并受美国总统杜鲁门特召回国。

　　就在自己的座驾丢失六天之后的新年第一天，马歇尔受到蒋介石的单独会见。一个星期后，白宫发言人正式宣布了马歇尔将军离任回国的消息。

　　从马歇尔雄心勃勃地赴华上任到公开承认“调停失败”，时间仅仅过了一年。南京政府为美国特使奉召回国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欢送仪式，蒋介石亲自授予马歇尔将军一枚国际勋章，以表彰他为中国的和平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对马歇尔心存感激。而实际上，在已经披露的日记中可看出，蒋介石对马歇尔根本就不待见。他在日记中竟直呼马歇尔为“马下儿”。后来当他得知马歇尔中风以及死讯后，更直言马歇尔“得到了报应”。

　　可以说，1946年12月25日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心情是异常郁闷的。自己来华的使命已经看不到未来，而座驾竟然在励志社的门口被窃。这个圣诞节的他，在外人的眼中，难怪是心事重重的。